孙中山在北京的最后时光

    在孙中山的一生中，总共到过北京三次。第一次是1894年7月，他呈万言书给李鸿章，想争取到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李鸿章以军务繁忙为由，仅派幕僚接见了孙中山。第二次是1912年8月，他到北京和袁世凯会面，俩人会谈13次，袁世凯终于得到了孙中山不竞选正式大总统的承诺。第三次则是1924年底，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

    在孙中山三赴北京中，唯有第三次碰到的对手多。在北上途中，他的肝病恶化，到北京后没多久，孙中山便因肝癌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

    冯玉祥邀孙中山北上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10月，冯玉祥率部返回北平，包围了总统府。冯玉祥干了三件事，一是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二是宣布成立“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三是废除帝号，驱逐溥仪出宫。

    在邀请孙中山进京一事上，冯玉祥事先和张作霖、段祺瑞有过协商。冯玉祥在准备发动北京政变前，就和张作霖的代表在古北口谈过合作，双方约定：推翻曹、吴后，奉系军队不入关；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10月27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等人，表示：“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

    11月13日上午，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登上永丰舰启程。途中，他在黄埔上岸，到黄埔军校视察，检阅第一期黄埔学生学习战术。检阅完后，孙中山与蒋介石有一段对话。孙中山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在黄埔军校视察完后，永丰舰离开黄埔，驶往香港。在香港，孙中山改乘日本轮船春洋丸号前往上海。

    拜访张作霖受冷遇

    孙中山在上海并未多作逗留，他在11月22日搭乘轮船离沪，转道日本。12月4日，孙中山由日本乘坐轮船刚到达天津，就登门拜访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在直奉之战中获胜后，挥师入关，进驻天津。张作霖得知孙中山要来，便故意炫耀军容，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他自己不出来，只让张学良到门外迎接。孙中山一行在客厅坐了半天，张作霖才出来。

    在谈话中，张作霖劝孙中山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事，暂缓施行。孙中山表示不能同意。

    不但张作霖对孙中山北上时提出的政治主张不认同，临时执政段祺瑞也不赞成。孙中山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后，北京的外交代表团会聚在荷兰使馆里商量对策。孙中山到天津后，从12月4日晚上起，肝病便已发作。经过十多天的休息，本来病情已经好转，却又被接踵而至的坏消息伤了神。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于12月18日来天津拜访孙中山时，谈到外交问题，说段祺瑞有“外崇国信，尊重条约”的保证。孙中山非常不高兴，说道：“外交团要求尊重条约，我听说段执政府已经同意，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经过这一天，孙中山的肝病更行爆发，越发痛苦，便决定进京疗养。

    抵京时三万人列队欢迎

    虽然段祺瑞和张作霖反对孙中山的主张，但当孙中山抵达天津后，北京各团体已经计划好了欢迎孙中山进京的盛大仪式。

    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抵达北京。当日下午4时，专车到达前门车站，孙中山受到北京各界3万多人的欢迎。欢迎队伍由车站一直排到城门侧，学界将印好的200多万份传单随街散发。孙中山因病未作演讲，而是以书面形式散发了《入京宣言》：“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清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清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救国之责，尤不容缓。”

    孙中山入京当晚，就请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诊视病状，并请美国医生施美路德士以及协和医院医生等7人会诊。经各医生诊断，认为孙中山患有肝部慢性发炎及肝部肿胀之急性病，但此病并非绝症。

    重病中的孙中山来到北京后，还处理了一件与清朝皇室有关的大事。

    1924年10月，冯玉祥政变后，他把溥仪赶出故宫。12月，得知孙中山抵达北京后，清室内务府宝熙、荣源等人递来函件，投诉国民军和临时内阁修改优待清室条例与驱逐溥仪出宫。他们认为，这违反了民国元年大总统所订立的《优待清室条例》。

    病中的孙中山看了函件后，让秘书回函反驳。回函称：“中山先生对于此事之意见，以为由法律常理而论，凡条件契约，义在公守。若一方既已破弃，则难责他方之遵守。”

    在举了一堆清室违反优待条例的例子后，孙中山在回函中表示，原来的优待条件不能再继续履行了，而且孙中山认为，溥仪年富力强，此时致力于学问，他日成就不可限量，何苦深居于宫中？

    （《北京晚报》4.4 杨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