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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6年03月03日 星期四

    方言的城市生存

    《 文摘报 》( 2016年03月03日   08 版)

        十年前,媒体高喊:“没有方言的城市是可怜的”。长春“这长得磕碜”、成都“巴适得板”、武汉“冒得事晃来晃克搞么四”、上海“阿拉上海鼎鼎煞根”……成为这些城市的坊间名片。你要融入城市,请先学会当地方言。

     

        如今,武汉一名3岁孩子,因为只会说方言,在幼儿园里成为另类。他在回答有关颜色的提问——“红色、黄色、楼(绿)色”,把大家逗乐了。你要融入城市,不用管它讲什么方言。

     

        方言之于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那些记忆里儿时的乡音俚语,当下被挤进了尚待拆迁的几条弄堂,留在怀旧的人心里。

     

        好玩的方言

     

        方言有自己的性格,这其实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性格。都说川渝不分家,其实,成渝两地方言的区别还比较明显。重庆人说话火爆,但问题好解决;成都人说话温和,但问题不大好解决。

     

        例如,你晚上过了11点回家,一进门,重庆妻子就开始破口大骂:“啷个的噻,那个婆娘莽粗粗的比我长得乖么?背你妈的时哦。”骂得你热汗淋漓,但15分钟后你就能钻进被窝睡个安稳觉。成都老婆不一样,回家晚了,她不骂,只温柔地望向你:“回来啦?回来爪子嘛?耍噻,你耍安逸了再回来噻。”连续15天你休想摸上床。

     

        天津和北京,两座城市距离虽近,方言却差得远。天津人的生活态度跟北京人不一样,北京人是大爷,晃晃悠悠。天津人是码头文化,爽快炽烈。

     

        收藏家马未都多次往返京津之间,对此深有体会。他开车在路上,遇见警察招手。一拦下来,警察兜头就问:“哎,天津黑吗?”马未都不懂警察说的啥意思,只好回答天津不黑啊。警察接着说:“不黑开大灯干嘛(mà)?”马未都这才恍然大悟。

     

        方言有娱乐性,总能给生活加点料。东北方言天天“整”;天津方言特“gér”,就爱逗你玩;侯宝林、刘宝瑞等相声大师都爱模仿山东方言说笑;河南方言里,可以就是“中”,河南人表示疑问、赞许、感叹或者没缘由地就会发出一声长音“咦——”,让人以为好戏就要开场。再比如川菜馆子里的喊堂,“喊堂的报菜名,‘火爆栏中半’‘红烧太子登’,上的菜就是火爆腰花和红烧鸡。”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黄尚军解释说:“这喊堂就像猜谜,前三个字是谜面,最后一个字是谜底,‘栏中半,腰’‘太子登,基’,腰对腰花,基对鸡,喊完谜面,掌勺师傅就能听出谜底。”

     

        说着不同方言的人们站上生活的大舞台,柴米油盐嬉笑怒骂演绎出不同的个性,构成多元中国的精彩图景。若方言消失,南腔北条通通不见,那该多么无趣。

     

        方言禁区,越来越多

     

        36岁的夏勇刚来成都工作时,坚持说家乡方言,周围的人都要问及他是四川哪里的。跟客户交谈时,为了想办法和对方拉近距离,夏勇开始改变自己的发音。慢慢地,夏勇把家人、朋友商量事情以及生活划为方言区,与客户交谈、安排工作则划成方言禁区。

     

        把工作作为方言禁区,是很多人惯常的划分,甚至白纸黑字落在规定上。

     

        去年,浙江金华市的陈先生就因上班时和本地同事说方言,被罚款100元。还有更严重的,南昌市一家通讯代理商公司规定,一个月内触犯5次或以上“方言禁令”者,将予以辞退。去年江苏省教育厅出台文件规定,公务员普通话水平应达三级甲等,上班时间讲方言将被扣“监测指标分”。

     

        然而,随着外来人口涌入城市,生活这个方言区也越来越不牢固了。

     

        上海的沪剧演员马莉莉说:“我先生到南京路去买东西,普通话不太会说,比划了半天,服务员和他说,‘请你说普通话,我没听懂’——他后来无奈地说,‘我变成外地人了!’”

     

        从区域来看,高档写字楼、政府办公区、学校……这些基本上是方言禁区。粤语文化学者饶原将这些禁区称为“语言特区”,他不无担忧地表示:“广州已经出现了许多语言特区,一些小区外地人占大多数,普通话成为主流语言。”他曾在这些“语言特区”生活,由于找不到归属感最后选择搬家。

     

        方言身份,越来越弱

     

        曾经,方言塑造出了一个城市的气质和集体性格。例如成都一句“巴适得板”,可以看出这里的麻辣与安逸,不露痕迹地交融着,形成了四川人特有的生活韵味。武汉一句“冒得事晃来晃克搞么四”,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粗糙与热度。

     

        如今,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方言逐渐与普通话相融合,这种个性也越来越被弱化。而且这些外来人口中最早几批,已经在各个城市立足,他们改造着城市的气质,但并不全说当地方言。

     

        根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俐李的研究,苏州方言最开始有8个声调,现在只有7个声调了。这是因为其中一个声调只用于一些特定词汇的发音,而这些词汇由于难以被外来人群理解,已经逐渐被当地人弃用,演变为普通话的表述。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需要说上海话来融入这个城市,而当地人更将“上海话说得地道不地道”作为判断此人是否是本地人的标准。到了90年代,越来越多的外地学生到上海求学,公务人员、商人也都说普通话,上海本地人原来的心理防线逐渐发生改变。今天,多数上海人在用普通话交流,上海小孩说普通话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

     

        “人们在另一个城市寻找身份认同的时候,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语言来包装自己。”刘俐李说,一开始是外地人在上海寻找身份认同,现在变为上海人也在寻找身份认同。

     

        我们自己弄丢了方言

     

        很大程度上,方言属于老一代人。曾经有种观点认为,说方言的城市是老派的,有点历史底蕴的地区都以使用当地方方言为荣。

     

        广东人把普通话叫做“煲冬瓜”,言语中流露几丝戏谑,但广东不是过去唯一轻视普通话的地区。粤语曾一度有影响全国之势。

     

        如今,说粤语的人越来越少。粤语文化学者饶原生称,10个人坐在一起,可能有一个不会粤语,但大家都会讲普通话。

     

        仅仅十年前,走在陕北农村,听到的还都是:“哎——梦也不梦嘛,咋打猛子回来个你?”意思是做梦也没想到,你突然回来了。现在,见了面都成“你好”了。

     

        对方言式微的担忧,折射的是故乡缺失与文化焦虑。而当故乡缺失后,对方言、母语的担忧和依赖,也就越来越明显。

     

        诗人北岛结束20多年海外漂泊后定居香港。在被问及“你四处波折游历,不停搬家,始终带在身边最珍视的东西为何”时,他答:“汉语是我唯一的行李。”

     

        对于诗人而言,如果没有方言、没有母语,那种无家无根的凄凉,抓不住的乡愁,像被人剪了舌头一般的孤独。

     

        2015年春节,习近平回陕西梁家河村给乡亲们拜年,介绍彭丽媛时,不忘用陕北方言说:“这是我的婆姨。”一个“婆姨”,道出了他对那片土地的认同和深情。

     

        说什么,你就是什么。方言,能让你知道自己从何处来,该传承些什么。每一种方言都是一个知识体系,都包含着很多文化传统;丢失了方言,就意味着失去了这套知识体系和文化传统。

     

        (《廉政瞭望》2016年第3-4期合刊 夏芯 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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