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定的事

    ■阎连科

    总以为，我和妻子的婚姻是命定的事。      

    1983年的岁末，我的妻子以对象的名义，被朋友介绍到了我的眼前。她不仅是个城里人（开封人），而且比我以前所有相亲的姑娘，都更为漂亮和娴静。我的岳父母，明确地提出一个条件：他们家有三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待我从部队转业之后，一定要留在他们开封。

    然而，我真正渴望落根的地方，却是古都老城——洛阳，而不是遥远的豫东开封。就这么，犹豫着。1984年的一天，我哥哥突然朝我所在的河南商丘的军营，打去了一个长途电话，说几天前父亲再次病重，他预感着多年不愈的哮喘，会让他难度这年冬天的冷寒；说他一生辛劳努力，四个子女中有三个都已成家，只有老小连科，还未结婚。他说，他倘是能看着连科结婚，就是冬天果真离去，心里也会踏实许多。最后，哥哥说了一句：“去和人家商量一下吧，有可能了就结婚——为了父亲，而且你的年龄也那么大了。”

    当我放下电话时，感到有一种宿命的压力，一种来自命运安排的力量，正朝我围将过来，觉得自己不迎将上去，定会铸成终生的大错。

    我要结婚。我要去开封古都，对我那对象说，请你和我结婚。我年内必须结婚！这是命运的安排，是我父亲的生命给我命定的事情。甚至我想，如果你不结，我们就将各奔东西。

    那时，我没有想到我的决断，是否对她有一种威胁，只是怀着命运的使命，果断地朝那个老旧的商丘火车站急急地奔着。

    从商丘到开封，将近四个小时。到了落日的时候，我安静地等在大相国寺边的胡同口，等着对象的下班。终于如期地等到了她的到来，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

    看见我时，她在车上怔了一下。刹车。下来。说了两句很平常的问话：“你又出差？”

    “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没？”我没有回答她的问话。我按我早已想好的计划，就在那胡同的口上，离她两步远近，说了我父亲的病情。说了我想结婚。说了为了父亲我必须结婚的想法和安排。

    那时她就站在我的对面，看不出她脸上有什么惊讶、不安、愉快或者不愉快。她对我自然而得体地说道：“我得回去跟我爸妈商量商量。”也就走了。我在后边盯着她高挑的后影，又追着大声唤道：“我就在这儿等你回话啊！”我不知道那大声的呼唤，是不是一种逼婚。

    那天的晚饭，我是在胡同口吃的。而就在这三十分钟之后，她从她家走了出来，在那小馆门前找到了我，默站一会涨红着脸说，她爸妈同意我们结婚；并说如果我父亲真的不在了，就把我母亲接到城里一块来住，也好对老人有个照顾。说完，并不等我说句啥，就又转身走了。

    再次望着她的后影时，我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就在那年，1984年的10月，我们结婚了。也就在那年的冬天，我父亲如他预感的一样，苦痛地离开了我们。

    （本版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