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区差距非常大,最发达的省级行政区上海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5000美元,而最穷的省份贵州人均收入甚至不到上海的1/7,内陆省份在产业结构方面落后沿海省份15到17年,这种差距比上海和纽约的差距还要大。
对中国而言,地区差距本身是一个问题,但从新古典增长理论来看,地区增长收敛(不同经济区之间经济增长差距逐渐缩小的趋势)将为整体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在过去的15年中,沿海省份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0%,其中约有2.4%来自于出口增长的贡献。因此,如果内陆省份能够遵循沿海省份的增长轨迹,即便出口不能起到主要拉动作用,未来15年的增长率也有望达到7.6%。这样的话,中国整体的GDP增速就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准。
对于城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而言,中心城市的发展是塑造新常态下新动力源的关键环节。得益于高铁等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中西部中心城市的发展态势愈来愈倚重区域城市群,实现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协同发展,从而解决单个城市体量不足、难以形成全国性竞争优势的问题。从区域发展而言,城市群发展战略将使区域内的城市从同质竞争转向分工合作。
更重要的是,中西部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将打造“一带一路”的关键性节点。例如,重庆就是渝新欧铁路的起点,也是“长江经济带”上游的中心城市,重庆的大发展,将贯通“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城市群,扩大我国改革的纵深,并促成“一带”与“一路”之间的衔接和联动,这将大大优化我国未来发展的经济地理格局。
(《开放导报》2015年第12期 姚洋 《21世纪经济报道》2016.1.7 王东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