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民国女学生的消逝

    1919年，一名生前籍籍无名的女学生的死，在知识界和舆论界的集体关注与共同塑造下，演变成了一个解读“五四”妇女与家庭问题的样本。

    女学生李超因肺炎去世

    1919年8月16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学生李超因患肺炎去世。除了几个广西同乡帮忙联系家属、料理后事外，她的死讯就如同一颗水滴湮没于大海，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激不起半点涟漪。

    然而3个月后，戏剧性的转折突然出现了。11月30日下午，北京教育界在女高师为李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会的发起人多达54名，其中不乏北大校长蔡元培、章士钊夫人吴弱男等社会名流。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近千人，“会场几无容足地”。《晨报》等公众媒体和《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化刊物对此事也甚为关注。追悼会后，《晨报》不但详尽报道了全部过程，还接连3天登载了胡适撰写的《李超传》。在讨论妇女问题的专栏中，追悼会上的演讲辞和相关讨论稿也随后刊出。

    从表面上看，转机的出现源于李超的同乡们痛惜于她的早逝，整理了她的日记、书信、文稿等资料，辗转交到胡适等人手中，引起了他们的同情与关注。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这些对妇女问题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这个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蕴含着深入发挥和阐释的可能。关于这一点，为李超写传的胡适态度十分明确：“这一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迹很有作详传的价值，不但他个人的志气可使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并且他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

    出走求学的主要原因

    李超出生于广西梧州的大户人家，幼年时接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修习经史，民国初年进入梧州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后来又转赴广州求学。由于对广州女子学堂的教育水准不甚满意，她于1918年辗转来到北京，到女高师当了一名旁听生，并进入了她最喜欢的国文部。

    当时李超已年过二十，依然未曾婚配，令家人十分焦虑，也因此产生了不少矛盾。李超有意去北京求学，其兄长之所以坚决反对，便是担心未婚的成年女子外出远游，会招来族人非议。

    不过，更值得玩味的还是李超本人的态度。尽管她也担忧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对象，但对于家人干预婚事李超并未表现出反感，甚至还写信给姐夫，主动要求代为留意合适的人选。在同乡们所编撰的《李超女士行状》中，还保留了一段李超不成功的订婚记录。从中可以看出，李超接受了叔兄对其亲事的安排，只是对订婚的对象“藤邑周氏子”不甚满意，因为此人素来不喜读书，中学尚未毕业。从李超亲自登门劝说及愿意提供资助的举动看，她还试图挽救这段姻缘。

    在这一次未能展开的婚姻故事中，接受了新教育的女性扮演的是男性启蒙者的角色。尽管由于被启蒙者自身的原因未能成功，李超的言行与态度，却已经显示出了新女性的某些特质。但从本质上而言，李超并不是一个决绝的反叛者，新思想与旧道德杂糅的时代特色在她身上有明显的体现。在婚姻的基本态度、想象和家族义务等方面，这个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子仍然难以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

    一南一北两个悲剧女性

    就在李超追悼会举办的前夕，千里之外的湖南长沙发生了新娘赵五贞为反抗包办婚姻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引起了全城震动和议论。北京的《晨报》对赵五贞事件甚为关注，数次转载了长沙《大公报》的文章，密切跟踪事件的发展。长沙的《大公报》也连续刊登李超追悼会的纪实和胡适的《李超传》。立即便有敏感人士将这一南一北的两个悲剧女性联系在了一起：“近来湖南自杀了一个赵女士，北京气死了一个李女士……乃是为着自身，为着自己的人格，做一个觉悟上的解脱。”

    深究起来，李超病逝和赵五贞自杀虽然都有抗争旧家庭的因素，但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之所以这两个女子常常被并提，无非是论者希望以此证明李超和赵五贞的悲剧绝不是个案，也无关地域、背景和学历。而在李超追悼会前后曾经提出的妇女解放的诸多方案，如普及教育、婚姻自由、经济独立等，又一次出现在赵五贞事件的讨论中。由此可见，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由中心城市向内地拓展，李超已经成为女性解放运动的一个代表符号。

    就成效而言，李超之死首先震动的还是她女高师的同学。据程俊英回忆：“李超的死和追悼会，给我班的刺激很大，激起了反封建婚姻的怒潮。于是冯沅君同学带头和几岁时在河南订婚的未婚夫退婚，其他同学纷纷响应。”在以这段经历为蓝本写成的小说《慈母》中，冯沅君描述了她回家准备退婚时心里的盘算：“我虽然是个弱者，也还有保全个人的自由而脱离家庭的勇气。我能穿朴素的衣服，能吃粗粝的饭，自食其力也不是难事。”从最初打算自杀殉情，到决定勇敢地和母亲谈判解除婚约，在受到李超影响而出现的这个真实故事中，女性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逐渐凸显。

    (《北京青年报》12.20 颜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