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捭阖护天山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的杨增新墓碑，立于民国十九年，碑质为汉白玉，龙首龟趺，碑文二千五百余字，字体秀丽，内容丰富，记载了杨增新的生平、任官简历，特别提到了他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时，治政显露其才及处理民族事务、外侵内患的卓越功勋。

    与冠盖满城的北京不一样，在数千公里以外的新疆大地，至今有许多人依然记得这位民国时期新疆的第一任督军。在他去世后的近九十年里，新疆的各族民众中，还传颂着他的事迹。

    骑着毛驴到兰州

    杨增新，字鼎臣，同治三年（1864）出生于云南蒙自。光绪十五年（1889），25岁的杨增新赴京参加会试，考中二甲第一百二十七名进士。分配工作时，他没能留在朝廷的各部做主事，而是分发到最为艰苦的甘肃省听候调遣。杨增新带着夫人，骑着毛驴走到兰州，开始了他在大西北39年的宦海生涯，其中21年在新疆。

    在甘肃，他先后担任过中卫县县令、河州知府。河州今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为回族、东乡等信仰伊斯兰的民族聚居地。治理河州，自古不易，而杨增新的政绩受到当地回、汉士绅的好评，并为其在河州立德政碑，在他的治理下，河州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

    河州的为官经历，可以看作他治理新疆的一次“预演”。

    杨增新一直受到上司的器重，可等到满族人升允当了陕甘总督后，情况出现了变化。升允不喜欢这个“云南蛮子”，杨增新当时是文高、武备学堂提调，呆在兰州城，却和总督处不好关系，这怎么行呢？当时的新疆布政使王树枏（nán）早闻杨增新才干出众，便出面找升允协调，将杨增新调到新疆。在当时，出嘉峪关向西，多少有点“发配”的味道，只要不呆在兰州碍眼，升允自然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没想到杨增新这次在官场上小小的挫折，成就他一生的事业，也给新疆带来了莫大的福祉。

    到了新疆后，杨增新先任阿克苏兵备道。1911年6月，任镇迪道道员兼提法使。“镇”指镇西（巴里坤），“迪”指迪化（乌鲁木齐），从巴里坤到乌鲁木齐，正是新疆东部连接内地的要害区域。

    清朝宣统帝逊位后，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对前清官吏多数留任，他委任巡抚袁大化为新疆都督。这袁大化手上可是有一百多个革命党人的血债，他留任都督，革命党人肯定不会放过他。于是坚决辞职，并急忙收拾细软带着家眷东归内地。辞职前，他先保举喀什道道员袁鸿祐为都督，可这袁鸿祐还没到迪化就职，就被哥老会杀死了。于是，袁大化再保举杨增新任都督。

    有经验的治疆官员

    1912年5月18日，杨增新在局势混乱的多事之秋就任新疆最高军政长官。此时，他面临的局势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要复杂。刘锦棠、魏光焘、陶模到袁大化任巡抚时，虽然国势衰弱，但清廷的法统还在，朝廷命令各省援助新疆的“协饷”仍按期运来，几任巡抚手中还掌握着强大的军队。而杨增新就任都督时，手中无兵无钱，都督的权力南不过吐鲁番，西不过精河。而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分裂势力蠢蠢欲动。他就像惊涛骇浪中驾驶着一叶扁舟，稍有闪失，船就可能倾覆。

    杨增新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与伊犁革命党人达成协议，取消了伊犁的临时政府，新疆宣告统一，杨缵绪被任命为喀什提督兼外交特派员。紧接着他平定了哈密事件和沙俄策划的策勒村事件，将分裂的苗头扑灭。

    接任新疆都督之初，杨增新最可称道的一项功业是当机立断、通过军事和高层斡旋等多重手段，将阿勒泰地区留在中国的版图内。

    在新疆成长的锡伯族知识分子、后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广禄在其回忆录中如此评价杨增新：“他的生活简单，衣着朴素，严肃亦轻松，不讲享受，没有娱乐，十七年如一日，全副精神都放在如何保卫这块领土的工作上。”

    撰写了《中国的边疆》一书的美国人拉提摩尔说：“辛亥革命后，新疆政权落在一个很有经验的中国官员手里，他善于平衡当地各个民族间的力量，使新疆保持了长期的稳定。”

    参加毕业生典礼宴会时被刺杀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七月七日，杨增新参加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典礼之后的宴会时，被部下刺杀，史称新疆的“三七政变”。刺杨案至今仍有谜团未解开，后来新疆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外交署长樊耀南和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张纯熙合谋刺杨。政变被民政厅厅长金树仁调兵扑灭，樊和张被杀死，新疆政权落入金树仁手中，而杨增新治疆十七年的平静也随之被打破。

    因处决同乡夏鼎、李寅，杨增新得罪了唐继尧，杨在云南的祖坟被拆毁。他被刺杀时，滇政依然由唐继尧掌握，其灵柩不便回乡安葬。在其儿子、女婿的要求下，1929年，杨增新的灵柩经苏联西伯利亚铁路运送到北京，最终安葬在昌平。

    (《北京晚报》12.8  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