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中国儒学与日本现代化

    徐水生在2015年第2期《南国学术》上说，中国儒学与日本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的是立体多维和颇为复杂的景象：其一，在明治初期，儒学成了“欧风美雨”猛烈冲击的对象；儒家的君臣论，儒家学问观的缺陷，儒家的愚孝观，都成为日本启蒙思想家严厉批判的靶子，对全社会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其二，自由民权运动发起者宣传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思想对当时的日本国民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三，日本思想家最初关于知识的思想框架和内容是由儒学培育出来的。其四，儒学成为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五，儒学是日本现代化初期大量汉学塾的主要教学内容，儒学的人文学说和道德规范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日本民众的思想和心理之中，并且产生着深远影响。

    唐代学者从心性论角度解读《大学》《中庸》

    高会霞在2015年第4期《中州学刊》上说，汉唐时期礼学思想占主导地位，《大学》《中庸》两篇作为《礼记》中的文章，主要以论“礼”为主，属于论政之外王之学。唐代学术热点转移为心性论，因此，学者们对礼学经典的解读也有了新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旨趣。他们开始从“德”“仁”“心”“性”等心性论方面对《大学》《中庸》进行解读，学术重心开始由重“礼”转向重“性”，并最终使它们脱离了礼学体系，成为儒家的心性资源和经典依据。唐代学者对《大学》《中庸》从论“礼”到论“性”的意义转换，开启了经典研究的新方向和理论构建的新话题，这些都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