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人》这本非虚构作品,记录了父亲患老年痴呆症后的两年时光,从一个老人最初的失忆,一日日走向完全失智,直至成为一个不认识任何亲人、不记得任何往事的“痴呆者”。
青年作家薛舒就是这样一个患病老父亲的女儿,在陪伴父亲走过患病的三个春秋中,她用非虚构的笔触,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
父亲的角色变了
老薛给薛舒的写作提供过不少素材和资源。“小时候他会给我们讲故事,讲他小时候的事,年轻时候的事,那些事基本上都进了我的小说。”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老薛会以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身份出现在薛舒的作品里。
在疾病孕育而未被发现的初期,老薛变得心胸狭隘,丝毫不信任妻子。从桂林旅游回来后,两人吵得很凶,原因是旅途中,因为要模仿拉手的动作,同团的一个老头“摸”了一下她的手。老薛因此认定妻子“背叛”了他,“足足生了半个多月气”。
这是《远去的人》第一章节写到的内容,甫一开始,薛舒“就感到了叙述的困难”。“显然,我正在揭父母的短,或者说,我正在外扬家丑。”薛舒写道。
33岁时,老薛因为一场车祸,导致脑部受到重伤,为患“阿尔茨海默症”埋下了“炸药”。病发后,他的幻想症、怀疑症、强迫症、焦虑症,上演了一场“性格缺陷的病态大爆发”。
父亲的“虚构”伤人
薛舒的住所,距离父母家七十公里。很多个深夜,母亲打来电话,老薛又发病了,他捏造了很多故事安在妻子头上。她就此成为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老薛把毫不相关的人当成了情敌,认定妻子结婚前就背叛了他,而不让她睡觉,逼她交代。
薛舒立即飞车前往。每次赶到父母家,停下车,薛舒都会在驾驶座上呆坐一会儿。她不想进家门,不想面对患病的父亲。频繁充当“调解员”,她的情绪终于到达临界点,再也无法忍受。某次,闯进家门,便对老薛怒斥一番:“你把我的母亲说成是那样的女人,假如你不是我的父亲,我会和你拼命,拼命揍你!因为你侮辱了我的母亲。你侮辱她,就是侮辱你自己……”话音未落,母亲“嚎啕大哭的声音从卧室传来”。
此后,老薛有所好转,但没过半个月,旧戏重演,鸡犬不宁。他被自己虚构的故事打击得遍体鳞伤,亦让妻子身心备受折磨。即便如此,妻子仍然能成功地让老薛服下精神类药物。
服药一个月后,老薛完全忘记了妻子的“作风问题”。在薛舒看来,父亲患病后产生的幻觉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普遍精神症状。她也认识到,患病的头脑会不断制造新的幻觉,安慰与责骂不起任何作用,“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看病吃药”。
拥抱“无依”的父亲
老薛的智力和生活能力甚至弱于五六岁的孩子,刚吃完早餐,打了半小时瞌睡,醒来就问“该吃晚饭了吧?”生命特征表现为遗忘,忘了自己的亲人,忘了家。有时,老薛称自己在这里“上班”,向妻子哀求“我要回家”,把儿子当作可疑的“陌生人”,小心提防他。
在薛舒早年的记忆中,父亲像一只好斗的公鸡,面对所有不公平展开激烈反击,为自己和家人据理力争。如今,父亲成了一个精神无处可归的老小孩,除了“可怜”,薛舒找不到更准确的词语来表达。
角色被迫“反转”。老薛睡不着觉,要女儿给他讲故事,“这个七十岁的老头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我,目光充满期待”。薛舒讲起父亲小时候的事儿,听到激动处,老薛几乎扑上来要拥抱她。
在写作的过程中,薛舒展开深刻的自我反省。当父亲回归为一个孩子,却没有人把他当孩子看待。“是不是,我们生来就这么羞于表达对父母的爱?”
薛舒说:“在写完这本书后,我已经能做到拥抱父亲了。”母亲也已完全接受了父亲的状况,“把他当婴儿一样照顾,很有耐心”。
在写作的结尾处,老薛颤颤巍巍举着一束桂花,送给正在埋头洗菜的白发妻子。母亲拿到花,笑了:“谢谢老头子!”这部作品没有在悲伤的情绪中结束,而是显现一抹亮色。
这是作家薛舒的选择,小说的虚构无法承担的焦躁,在非虚构中得到宣泄。但是,作为女儿,现实困境从未得到缓解。“这不是结束,我们还要继续和父亲的病斗智斗勇、斗耐力、斗承受力,到现在依然还在战斗中。”
(《新京报》5.23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