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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其实走的是美国式发展道路。这种相似不仅在于依赖移民求发展，更在于通过战争求认同。正如《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缔造》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澳大利亚）卷入了自1901年以来的几乎所有主要军事冲突。澳是两次世界大战最初的参战国。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澳也很快参与其间。在冷战结束后，澳军则先后被投送到波斯湾、阿富汗与伊拉克。”
与所有谋求成为战略棋手的国家一样，澳大利亚奉行的也是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先是追随英国，接着是追随美国。在近邻上，澳大利亚对东帝汶独立运动的坚定支持，以及其对新西兰和新加坡的防务整合，最明显不过地展示了其真实意图：首先谋求的是将二新纳入澳大利亚主导的地区防务体系，进而制造一个弱小分裂的印度尼西亚，从而便于其西进、北上。
之所以澳大利亚与印尼的关系没有走上全面冲突的道路，说来讽刺，这是澳大利亚对中澳关系误判的结果。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日趋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重要伙伴。这不免又让人联想到二战前澳大利亚安全上依赖英国、经济上需求日本的时代。
很多澳大利亚官员和学者都习惯性地将中国看成一个巨型日本。正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澳大利亚才被迫改善与印尼关系。受历史上对日本恐惧的影响，澳大利亚总是担心历史的重演——一个来自欧亚大陆东端的强国，挟其海空优势，经菲律宾、印尼群岛，一路长驱南下。在这种错误估计下，澳大利亚既对印尼让步太多，又留下更大的战略漏洞。安倍晋三显然看到了这个漏洞，所以提出针对中国的美日澳印四边同盟构想。
其实，站在澳大利亚的立场上，与其参与到日本推动的反华包围圈中，不如置身事外，寻找新的周边扩张机会。这意味着印尼仍将是澳大利亚的首要目标，而印度则是劲敌。印度洋上不容二虎，印度的东望政策，无疑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与澳大利亚的西进和北上撞车。
（《世界军事》2015年第8期 王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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