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家英相识相爱的日子

     田家英与董边、女儿曾立合影 

    这是董边女士生前讲述的她与丈夫田家英的故事，由他们的女儿曾自整理成文。

    我是去做家英工作的

    1940年家英在马列学院时，和刘承智结婚。1941年7月，毛主席提议成立中央政研室，我和家英同时从马列学院抽调到政研室。家英全身心地读书学习，搞研究。刘承智则喜欢活动。两人兴趣不一致，女方提出离婚。

    周太和是政研室党支部书记，他把我叫去:“董边，你是支部委员，去做做家英的工作，他和爱人离婚了，情绪不好。”我接受任务去劝他:“你要想得开，工作仍然要做，饭也要吃，不能白天都睡着不起来。”开始家英很不愿意和我接近，后来去多了，他不好意思了，就起来了。

    接触多了，渐渐地我和家英熟悉起来。

    那时正是德苏大战的时候，我们经常拿上书报、地图到山顶上看。我们还常一同去延河边洗衣服，洗完后就背靠背地坐在河边石头上聊天，有时聊到深夜十二点。家英说他从小在家乡无父无母，哥嫂对他很刻薄，十三岁就脱离家庭。他坚持自学，最后考上成都最好的中学。而我的家庭，受封建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严重，小小年纪曾以绝食和父亲抗争，要求读书，一直奋斗到太原读了高中。家英生活在城里，我生活在农村，我们却有着相似的童年，都过早地领受了人间的世态炎凉。

    整风以后，两个人思想感情更深了。

    有一天我们到山上读报，读完了，他忽然把我抱住说:“咱们俩结婚吧。”我吓了一跳，说:“结婚这么大的事，想一想再说吧。”

    后来我们商量了约法三章:第一，家里的事要由女方做主;第二，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第三，不能因为工作调离了，感情就分离。我提出来后他同意了。

    和家英定了关系后，我们还相约到延安医务室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刘承智。见面时，他们好像曾经并没有过婚姻关系，就是同志关系一样。

    进城后在中南海，刘承智还去看过家英。那次我不在家。家英告诉我刘承智来过，说她结婚了，有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我说:“生活困难你帮助她一点吧。”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我是1944年6月生的第一个孩子。发现怀了孩子，我曾到延安中央医院要求打胎，苏联大夫不同意打。我为了让孩子流产，在草坪上又蹦又跳，但那时年轻，孩子怎么也掉不了。1944年初夏，快要临产了，心想，生了给人吧。因为那时一般女干部生了孩子，只有回家带孩子，根本没法再工作。我提出后，家英也同意了。

    到了预产期，家英牵了个骡子把我送去中央医院。也有老百姓在那儿生孩子。枣园后沟西沟村村长的媳妇吴桂花已是第三胎，前两胎生下来都死了，她很担心这次孩子能否活下来。我说:“你别着急，如果生下没活，我的孩子送给你。”她有些不相信。我说，像我们这样的干部没有专门人帮助带孩子，公家也没有托儿所，延安的保育院只收首长的孩子和烈士子弟。要上前方，要打日本，带着孩子怎么办呢?

    吴桂花先于我生，又是死胎。我生下一个男孩，就抱给她了。

    家英也去看了孩子，回来后和我讲，孩子长得像他，可惜不能抚养，流露出不舍的感情。我说:“为了工作，为了将来上前方，现在我们只有忍痛牺牲，别无选择。吴桂花是位老实的农民，她会抚养好这孩子的。”

    以后我的确再也没有去看过那个孩子。最初听到有人传来话，说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的，以后又传来信，说孩子死了。我没有相信，我认为是老乡怕干部以后再把孩子要走，故意传的话。

    新中国成立后，家英还想托人找孩子，他在中南海和彭老总散步时说起过，是我拦住了。和人家有协议，怎么能反悔呢?

    送别桥儿沟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延安组织大队人马去前方。我和家英商量也想上前方。调来政研室时，我就向陈伯达提过想做实际工作的要求，陈答复我说:“你再提就枪毙你。”

    当年10月，杨家岭组织上前方的队伍。我给蔡畅大姐写信，要求上前方。蔡大姐第二天就回信，同意我参加妇委支队。家英也想去前方，但组织上没有同意。

    为送我走，家英到东风市场买了牛肉，在炭火炉上焙成牛肉干，作我路上的干粮。

    到了冀东，与延安通信很困难。后来家英来信告诉我，我走后，他感到很寂寞，休息时还学了拉胡琴。还有一次，家英托人带来一首诗，我只记得一句“少年夫妻百事哀”，其他都不记得了。我有一个小红本，家英给我的诗和我给他的不成诗的诗都抄在上边，是表达当时的思想感情的，“文革”中被抄走，再也没有还回来。(《纵横》2015年第3期曾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