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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5年04月04日 星期六

    重读鲁迅

    《 文摘报 》( 2015年04月04日   08 版)

        在鲁迅同代人中,比他激进者有之,如陈独秀;比他机智者有之,如胡适;比他儒雅者有之,如周作人;唯独无人如他那样透视了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人生模型的深层本质,这就使得他的著作更受重视,愈咀嚼愈有滋味。

        鲁迅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以往思考这个问题,往往罗列鲁迅的一系列观点,不妨换一个角度,鲁迅在精神特质和思想方法上留给我们什么启示。观点是具体的,容易随着历史的行进而增光或褪色;精神特质或思想方法,则具有潜在的普适性,运用之妙,可以进入新的精神过程。

        严峻深邃的眼光

        鲁迅有33篇小说,有16篇写到“眼光”。《奔月》写羿“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拿来主义》:“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绛洞花主·小引》谓对于《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可见眼光是认知世界关键。如清人吴乔《围炉诗话》卷六说:“读书须眼光透过纸背,勿在纸面浮去。”

        香港版《鲁迅作品精华》作《弁言》也说过:“‘鲁迅眼光’,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智慧和精神的一大收获,一种超越了封闭的儒家精神体系,从而对建构现代中国文化体系具有实质意义的收获。在鲁迅同代人中,比他激进者有之,如陈独秀;比他机智者有之,如胡适;比他儒雅者有之,如周作人;唯独无人如他那样透视了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人生模型的深层本质,这就使得他的著作更加耐人重读,愈咀嚼愈有滋味。”

        比如解剖国民性的命题,《阿Q正传》写阿Q式的革命:阿Q所梦想的革命武器,不是民主共和,他连自由党都讹成“柿油党”,反而《三国》《水浒》《封神》等小说及地方戏剧《龙虎斗》中的各种兵器,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成了他想象中合群打劫的家伙,带有民俗狂欢的讽喻性。鲁迅眼光看透了群体潜意识。鲁迅有一个透入人们灵魂的发现:“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南腔北调集·谚语》)这是鲁迅的眼光,那种认为鲁迅解剖国民性是受西方传教士影响的“殖民思想”,是离开事物的本质,或把事物本质虚无化的不实之论。

        痛快淋漓的智慧

        香港版《弁言》还说:“谁能设想鲁迅仅凭一枝形小价廉的‘金不换’毛笔,却能疾风迅雷般揭开古老中国的沉重帷幕,赋予痛苦的灵魂以神圣,放入一线晨曦于风云如磐?他对黑暗的分量有足够的估计,而且一进入文学旷野便以身期许:‘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靑年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便赋予新文化运动以勇者人格、智者风姿。”

        “很难再找到另一个文学家像他那样深知中国之为中国了。那把启蒙主义的解剖刀,简直是刀刀见血,哪怕是辫子、面子一类意象,国粹、野史一类话题,无不顺手拈来,不留情面地针砭着奴性和专制互补的社会心理结构,把一个国民性解剖得物无遁形,淋漓尽致了。读鲁迅,可以领略到一种苦涩的愉悦,即在一种不痛不快、奇痛奇快的大智慧境界中,体验着他直视现实的‘睁了眼看’的人生态度,以及他遥祭‘汉唐魄力’,推崇‘拿来主义’的开放胸襟。他后期运用的唯物辩证法也是活生生的,毫无‘近视眼论匾’(参看他的杂文《扁》)的隔膜。我们依然可以在他关于家族、社会、时代、父子、妇女,以及文艺与革命,知识者与民众,圣人、名人与真理一类问题的深度思考中,感受到唯物辩证法与历史通识的融合,感受到一种痛快淋漓的智慧禅悦。”

        “他长于讽刺,但讽刺秉承公心,冷峭包裹热情,在一种‘冰与火’共存的特殊风格中,逼退复古退化的荒谬,逼出‘中国的脊梁’和‘中国人的自信力’。鲁迅使中国人对自身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深度,正是这种充满奇痛奇快的历史深度,给一个世纪的改革事业注入了前行不息的、类乎‘过客’的精神驱动力。”

        鲁迅杂文,得力于他那种随手拈来的杂学。民初鲁迅,是一个独特的精神存在。他以沉默排遣痛苦,也以沉默磨练内功。思想痛苦的医治,使思想者真正深刻地咀嚼出文化的滋味。如果没有民国初年的校古碑,抄佛经,搜集汉画像和金石文物,就没有这位具有如此深邃的精神深度,深知中西文化精髓之鲁迅。鲁迅的人文兴趣广泛,少好绣像、俗剧,长嗜古碑、汉砖和木刻,借以体验文化趣味和古人心灵。文学家的鲁迅,是以博识者作为其文化修养背景的,1925年作《看镜有感》一文,写得如此驱遣自如,诚然显示了博识者风采。杂文,乃是鲁迅创造的与民族国家共患难的文化方式。

        强悍的骨头

        鲁迅是大智大勇的启蒙斗士,《自嘲》诗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骨头之硬,来自鲜明而热烈爱与憎的锤炼和淬火。“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女吊》写一种“民俗活化石”,甚至是“女鬼活化石”。“鬼”也有化石吗?鬼本该连着“黑暗”和“死”,鲁迅却从中激活强悍的生命,由此建构了现代中国文学上无可重复的意义方式和意义深度。

        悲悯求索的情怀

        由1918年写《狂人日记》的惊世骇俗,到1919年写《孔乙己》的委婉精妙,在不到一年间,鲁迅小说形式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显示了鲁迅文学世界的出手不凡和渊深莫测。在《孔乙己》中,鲁迅捡起故乡街市有如随风飘落的一叶陈旧人生的碎片,夹在狂飙突起的《新青年》卷页之间,由此审视着父辈做不成士大夫的卑微命运,行文运笔充满着悲悯之情。这就是他们的“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吗?其地名、其人名,充满反讽的张力。

        不仅文章与文章之间追求思想形式的原创,而且书与书之间呈现了精神求索的独特的深度。《呐喊》冲击力强,《彷徨》反思性深。《祝福》反思五四的启蒙。辛亥过去近十年,五四大潮正在奔涌,然而讲理学的本家叔辈老监生鲁四老爷大骂的“新党”还是康有为,似乎历史并没有由于思潮推涌而迈步前进。《孤独者》反思“孤独”。胡适1918年发表《易卜生主义》,里面引用易卜生《国民公敌》的话:“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对此深度反思的结果,孤独的魏连殳,怎么能说是“世界上最强的人”呢?他只有一句“我还得活几天”,这是魏连殳求生意志的宣言,在行文中反复鸣响。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当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出卖人生价值为代价,胜利意味着失败:“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伤逝》沉浸于对更年轻一代知识者的思想文化的反思,反思了易卜生《傀儡家庭》的浪漫性。本篇一开头就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为全篇定下了哀婉的忏悔格调。哀婉源自对青年知识者的青春礼赞,以及对青春失落的哀伤。其中剔出了一种“被系住的蜻蜓的哲学”:“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这条摆脱不掉的细线,就是社会习俗、宗法势力、经济体制,左右着青年知识者的命运。《离婚》反思启蒙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翻滚后,乡村依然是士绅的厅堂原则压倒和制约着乡野原则。七大人故弄玄虚的“屁塞”,轻而易举地打翻了爱姑的“钩刀脚”,这就是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无物之阵”。

        深且广的文化血脉

        以往的鲁迅研究的显著特点,是侧重于思潮,尤其是外来思潮对鲁迅的影响。这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自不待言,然而以往即便谈论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侧重于思潮对这种关系的冲击而产生的变异,就脱离了文化血脉的根本性了。鲁迅说过:“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坟·文化偏至论》)他是把思潮和血脉并举,而使之相互对质,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才能拍出文化新宗、人生意义和国人之自觉。

        鲁迅的文化血脉既深且广,深入历史,广涉民间。鲁迅的文化血脉,论其大宗,相当突出的是要从庄子、屈原、嵇康、吴敬梓,从魏晋文章、宋明野史、唐传奇到明清小说,甚至要从绍兴目连戏、《山海经》、金石学和汉代石画像中去寻找,去把握。鲁迅一生,主要是1915年至1936年这个二十年的两端,购得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这成为鲁迅文化血脉里拥有的一笔重要的思想资源。

        没有如此精深的传统学术修养,鲁迅是不可能写成《看镜有感》这类杂文的,也不可能以山东嘉祥和河南南阳的汉代石画像考见汉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从中发现“东方美的力量”,借以遥祭“汉唐魄力”。既关注鲁迅借鉴外来思潮,又顾及鲁迅植根于本国文化血脉,才能超越研究“半鲁迅”的局面,还原一个“全鲁迅”。

        (《光明日报》3.26 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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