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悍李光耀

    在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前，28岁的新加坡律师哈利·光耀·李决定将自己的姓名改成“李光耀”。只是那时候，他还不会讲华语。

    这种矛盾在“新加坡之父”李光耀的一生中随处可见。从小接受英式教育的他，是世界上最早提倡“亚洲价值观”的人之一。他为新加坡打造了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和法律体系，同时严格控制着公民的政治自由。他消灭了新加坡的华语学校，同时要求人民放弃方言，而英国的评论家们则认为，李光耀以传统中国的文化霸权影响了新加坡的社会政策。

    当李光耀3月23日逝世后，新加坡《联合早报》这样总结了他的治国理念：没有遵循任何教条，是通过实践而来。

    强悍、充满斗志甚至偏执

    在李光耀的心中，新加坡是脆弱的：“我们不具备一个国家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我们是多元民族，缺乏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命运。”晚年他还在书中强调，万一周围的邻国“围剿”，“我们就死定了”。

    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都致力于保持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

    在新加坡，他独揽大权，拥有无人可以挑战的地位。他限制当地的新闻自由，却努力建设廉洁的政治与官僚体系，对腐败毫不容忍。他创建了中央公积金制度，强制收缴公积金，利用这笔钱建设出了亚洲最好的基础设施，并以这笔远超政府需要的钱款调节着该国的经济。他敞开国门拥抱外资企业，限制工会，大幅度减少了新加坡的失业率。在他执政的30年间，这个国家的GDP增长了50多倍。

    带着如此的矛盾，他成为民主政治世界中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

    这位老者性格之顽强令世人印象深刻。他被形容为“面无表情，眼神锐利慑人”的那种人。一位新加坡媒体人则评价他“强悍、充满斗志甚至偏执”。

    李光耀不介意表露自己并不那么仁义的一面：“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弗利(16世纪著作《君主论》的作者——记者注)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你就毫无意义了。”

    他对国民的指导可谓细致入微，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在社论中概括的，“国人从摇篮到坟墓，都受到政府的呵护”。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教育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想自己的下一代有所作为，就不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这让人民行动党在次年的选举中得票率下降12%。

    始终如一，保持自我

    “我小时候进入英校念书，准备将来到一所英文大学深造，以便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长大了，最后大学也毕业了，终于发觉整套价值观基本上是错误的。”李光耀曾这样概括自己的教育历程。他相信，在小小的新加坡，民众倾向个人主义会是“危险”的。为此，他派教育部长去美国找到当代儒学学者，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修身之德、治国之纲等等编写进中学的英文课程中。

    不过，在执政之后，为防“颠覆”，他关闭了新加坡的华语学校。同样出于种种考量，这位律师掌权以后，绕着弯子废除了新加坡的陪审团制度。

    李光耀从始至终都没有放下过对新加坡的危机意识。

    他不像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那样在乎民调和民众支持率。他觉得太在意这些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然而该国的选举制度与新闻自由情况，几乎可以确保他所创立的人民行动党能够持续执政。

    总之，正是这个顽强而执拗的人的一系列政策，有效地稳定住了族群多元、原本可能很难凝聚到一块儿的新加坡社会。

    1988年，当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谈到两年后会把领导位置交给吴作栋时，说的话更像是一种宣言：“即使我卧病在床，或者你将把我下葬，如果我觉得事情不对劲，我还是会起来的。”

    但到了晚年，从小读着美国杂志成长、自信满满的新一代新加坡选民们，拥有的已经是全然不同的价值观。2011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遭遇了半个世纪来最低的得票率，李光耀自此淡出政坛。

    尽管如此，他不觉得自己需要改变：“坦白地说，我是个老派的社会主义者。这样，我才可以始终如一，保持自我，不必为什么是最新的时尚、潮流或流行的玩意儿操心。”

    他担心年轻人会把新加坡的繁荣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忧虑，后生们会像西方社会那样讲求舒适享乐，要求政府照顾：“他们以为这一切会自动运转。但我知道从来不是如此。”

    当他宣布隐退时，《外交政策》杂志曾试图为其政治生涯下一个结论：“新加坡向世人证明了，即使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也同样可以有担当，政府永远都存在，对公民有求必应。”

    但他们不觉得会有第二个国家能达到新加坡那样的效率，这一切都是因为李光耀——再难有一个当代领导人，像他那样自律，同时又有如他一般推行纪律的决心。

    (《中国青年报》3.24 黄昉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