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茶馆

    一有道是：“四川茶馆甲天下，成都茶馆甲四川。”茶馆，曾经是成都血脉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泡茶馆，则是成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作家黄裳年轻时曾有过蜀中之游，当他从北面的广元入川后，开始惊讶于四川茶馆之多之大：“入川愈深，茶馆也愈来愈多。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成都有那么多街，几乎每条街都有两三家茶楼，楼里的人总是满满的。大些的茶楼如春熙路上玉带桥边的几家，都可以坐上几百人。开水茶壶飞来飞去，总有几十把，热闹可想。这种弘大的规模，恐怕不是别的地方可比的。”

    众所周知，许多公众场所，都有一定的等级限制，相当于没有明文规定却又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比如五星级宾馆，绝少打工者问津；街头小馆子，也不是大领导出没之地。但茶馆——应该更准确地说是四川的茶馆——却是个例外：同样一座普通的茶馆，大人物可以来，小角色也可以坐，大家相安无事，各喝各的茶，各说各的话，谁也不会引以为意。这一点，黄裳先生也注意到了，他感叹道：“坐在北平中山公园的大槐树下吃茶，总非雅人如钱玄同先生不可罢？我们很难想象短装的朋友坐在精致的藤椅子上品茗。苏州的茶馆呢，里边差不多全是手提鸟笼，头戴瓜皮小帽的茶客，在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中，就曾经出现过这种人物。总之，他们差不多全是有闲阶级，以茶馆为消闲遣日的所在。四川则不然。在茶馆里可以找到社会上各色的人物。警察与挑夫同座，而隔壁则是西服革履的朋友。大学生借这里做自修室，生意人借这儿做交易所，真是，其为用也，不亦大乎？”   

    二茶馆是成都人最重要的社交场所，相当于生活为芸芸众生搭建了一座舞台，粉墨登场的便是形形色色的茶客，他们在老茶馆热气腾腾的茶水与袅袅上升的烟雾之间，演出了一幕幕人间喜剧。

    这其中，喊茶钱和吃讲茶颇值一说。

    当某个知名人物或是有地位有身份的茶客光临茶馆，一个必然出现的场景就是众多茶客都争着替他开茶钱，但哪怕有一百个人高喊“收我的、收我的”，茶博士也只能收一份茶钱。因而，收谁的不收谁的，茶博士心里十分清楚，一则，他们大多是些善于察颜观色、深谙人情世故的人精儿；二则，他们对这些天天上门的老茶客早就知根知底。

    在旧时的老茶馆里，最重要的角色不是老板，而是茶博士。他们既有对人情世故的精准把握，同时几乎都有一手类似于耍杂技般的冲茶手艺。老成都车辐先生就曾经讲述过一个绰号叫周麻子的茶博士的掌故。

    周麻子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成都东城根一家叫锦春楼的茶馆的茶博士，这家茶馆在当时有极大的知名度，冯玉祥、胡愈之、巴金等闻人要客都曾光顾过。锦春茶楼与众不同之处是它有三个轰动一时的绝活，其中第一个绝活就是周麻子的茶技：客人甫一落座点罢茶，只见周麻子右手提一把亮锃锃的紫铜茶壶，左手卡着一大摞黄铜茶船和白瓷茶碗茶盖，含笑趋身上前；茶客只听得“哗啦”一声响，一二十只黄铜茶船已经飞快地旋至各人面前；正当茶客惊异不已时，一阵“嚓嚓”声中伴着一道道白光闪过，一二十只茶碗准确地飞入茶船；茶客还没回过神来，周麻子手里那把看不出年月的紫铜茶壶缓缓一点，滚烫的开水就从茶客的脑后、肩头、耳边刷刷射出，如一道悠长的银线，从两米开外准确无误地注入茶碗，且不会有一星半点洒到茶碗之外；末了，周麻子收起茶壶趋前一步，用小指拇把散在桌上的茶盖往上轻轻一挑，只听“当当”几声，一二十只茶盖就纷纷跳起来，严丝合缝地盖在茶碗上——这种身怀绝技的茶博士，如今茶楼里长相靓丽的女服务员们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了。

    再说吃讲茶。这一点，一位老成都回忆说，“到安澜吃茶的顾客大多是本街上担二分公事的有脸面的人物，因此它经常成为街坊上的议事场所。街坊邻里间有什么纠纷，总爱说，走，到安澜讲理去。遂由双方当事人出面，约请一位街坊上的头面人物担任仲裁，等茶博士把茶叶一泡起，双方当事人就分别陈述事情经过，然后由仲裁人评判是非曲直。如果哪家理亏，茶钱就由哪家开了。正所谓：一只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

    三社交场所之外，成都茶馆也是不少人的工作场所。尽管咖啡馆在成都渐有燎原之势，但到茶馆工作的人并没有减少的势头。成都本土或从成都走出去的文化人，他们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写到给他们的生活打下深重烙印的茶馆。同时，茶馆也是不少人群定期聚会交流的首选之地。大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以流沙河先生为核心的一群文化人，就有定期假座大慈寺喝茶交流的传统。茶香水热，正话闲话，随时可来，随时可去，真正散漫到底的自由主义。在这种亲切的气氛里，流沙河先生常为茶聚的文化人指点诗文，那种写意和闲适，恐怕是大多数城市都不具备的。

    如果要问茶馆对成都人有何影响的话，我以为，神经般遍布全城的茶馆，使这座城市的人健谈、风趣、和善、好打交道，同时也带有程度不同的狡黠和浮夸。当然，更本质的可能是：这种缓慢的节奏，使他们对生活总是抱有常人难以理解的通达和乐观。

    （《中国青年报》2.27 聂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