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2月,湖南各界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毛泽东作为逐张代表第二次去北京。他在北大图书馆热心搜寻和阅读为数不多的介绍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
他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1920年,我开始被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影响所指导。在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在我的脑海里,有三本书印象特别深,并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文章中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在毛泽东看来,任何载述理论的书本都是具有局限性的,即使是马恩的经典著作。但是,书本又是有用的,即使像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书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柯卡普的书,也同样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只要是看问题的角度适当,不是愚蠢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者。
毛泽东十分服膺清代学者颜元的“实践出真知”的思想。自己也提倡和身体力行。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从事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他能迅速而简捷地把握和领悟书本理论的精髓,并且“老老实实”在实践中加以体证,这也是他使某些能成段背诵《资本论》的人——如王明等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最主要原因。
(《毛泽东的书单》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