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党组织派习仲勋到国民党西北军秘密从事兵运工作。图为1932年“两当起义”前的习仲勋(左一)
追随刘志丹开辟照金根据地
1930年,习仲勋来到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时,陕西省委已经派了李秉荣、李特生在那里活动。很快,三人成立了党小组,决定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全营兵运工作。
1932年4月,在省委军委秘书长刘林圃的指挥下,习仲勋发动和领导了“两当起义”(又称“两当兵变”)。起义失败后,敌人到处捉拿悬赏习仲勋,习秘密回到家乡富平,与陕西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陈建中)接上组织关系后,前往耀县杨柳坪找寻陕甘游击队。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刘志丹。
关于这次见面,习仲勋后来深情回忆说:“当时我只有19岁,没有斗争经验,因为两当兵变失败,心情很沉重。志丹同志很理解我的心情,鼓励我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他的态度真诚坦率,好像有一种吸引力,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亲切的信任感。……他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
刘志丹的谈话给习仲勋很大的启发,之后,根据地建设工作成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革命生涯的一条主旋律。
1933年春,习仲勋到照金参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工作,当时,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习仲勋到少先队任指导员,后又任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3月中旬,红二十六军正式在照金建立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这是习仲勋第一次担任统帅全陕甘边区所有游击队武装的重要领导职务,那时,他还没满20岁。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各县游击队被整编,党的工作力量加强。
大难之后喜相逢
然而杜衡的一意孤行导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最后只剩下一个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的薛家寨,红军主力在照金一带的活动越来越困难。照金待不住,杜衡又提出红军南下渭华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结果导致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几乎全军覆没。
红二团失败后,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可怜的照金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个人,枪不满30支,子弹很少。好在王泰吉及时发动耀县起义,带领一部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前往照金根据地。王泰吉之后,张邦英、陈学鼎等组织的耀县游击队以及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等几支革命武装相继来到照金。
在地方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需要成立新的红军主力的形势下,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在耀县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执行主席为秦武山和习仲勋。不久后刘志丹和王世泰等同志一起回到照金。四十多年后,习仲勋仍能想起当时的情景,“大难之后重逢,个个心里都无比激动,彼此紧紧拉着手,眼里冒出泪花。经过这场折磨,刘志丹同志更瘦了,……我向他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他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
照金苏区陷落后,习仲勋来到南梁附近的二将川进行创建南梁根据地的工作。
1934年秋,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梨园堡召开,正式选举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习仲勋写道,“建立政府时,刘志丹坚持从基层起用投票选举的办法。那时,根据地文化很落后,交通不便,许多同志说‘这种情况,要啥民主呢!’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作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我们照这个办法去做,老百姓果然很高兴,说:‘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选举很认真,果然很快选出了代表。”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边区党政军组织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还成立了军政干部学校,负责培养干部。陕甘边银行发行了用布印的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根据地经济日益稳定和繁荣起来。
(《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24期 李崇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