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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是巴金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日前，巴金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讲述了巴金生前故事和晚年心境。他说，晚年巴金以高龄之躯持续写作《随想录》系列文章，堪称一代社会良心，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他就那么默默地看着你
1982年深秋，陈思和大学毕业那年，由同班同学、巴金之子李小棠引领，第一次走进了巴金在上海的住所。
随着年岁增高，巴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有时听起来含糊不清。陈思和发现巴金是一个话很少的人，要是一时无话，他就那么默默地看着你。他可以枯坐终日。他一生相信“人可以管好自己”。
晚年巴金身患压缩性骨折，浑身疼痛无法站立。《随想录》之后，巴金陆续写了一批文章，陈思和把它们编成小册子，请巴金命名为《再思录》。老人躺在床上，口述了一篇序文，很短，就这么几句：“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巴金曾要求安乐死，因为病痛时刻在折磨他。可在这短文里，他暂时忘却了苦痛，心思飞到了俄罗斯原野。
1980年代的时评家
很多作家，“文革”后再也写不出东西。巴金写了《随想录》，写了《再思录》，还计划写《三思录》。
“《随想录》到现在仍然很有针对性，‘讲真话’的命题仍很迫切。”陈思和举了个例子：当时全国流窜着一个骗子，自称高干子弟，骗了全国各地各级不少官员，后来一查，他是个下放的知青，穷困潦倒，就想出了冒充高干子弟的招，结果屡屡得手。巴金据此写了3篇评论文章，评点骗子行为背后的社会成因。
陈思和介绍，我国30多年前还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社会，电影海报上出现亲嘴的画面都不得了。巴金写了不少文章批评僵化落后的观念，《随想录》实际是上世纪80年代的百科全书，巴金是那个年代的见证者和引路者。那年头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纸媒电视都很少，巴金是那个时期的优秀时评家。
以下是记者和陈思和的对话：
问：巴金晚年点评时事与往事，是如何确定题目的？
陈思和（下称陈）：对于时事，上世纪80年代媒体不发达，很多时候信息交流靠口耳相传，但是巴老绝不会轻信谣言。信息到他那儿，既会有官方的渠道，也有亲戚朋友的渠道，反复影响和作用到他，到了不得不发的状态下，他才会下笔。
对于往事，他会选择最痛彻的题目，比如他与胡风那些“过节”。他从不避讳，而且公开悔过。
巴金不是那种布道的先知，不是先知先觉，但是遇到不平事，他会不吐不快。巴金不对他人诛心，他会深思熟虑，而不是为了显示高明才出手。他“不主动挑事”，从来不会主动告诉、指点别人该怎么做。他的这种“消极自由”最好地体现了人对自由的理解。
问：他平时跟你们交流会说大道理吗？
陈：从来不。他朴实得很。他也许会引用浪漫的文学语言，但是不太会灌输大道理，不会讲官话。我们都知道他学养很深厚，但是他不会信口卖弄。就是他晚年的文章，也是这个特色。
问：巴金晚年与现实生活是不是有些脱节？
陈：那是当然的，因为他那么大年纪了嘛，行动又不方便。他要是活到现在，可能对很多事情还是会感到很不满意，例如严重的拜金主义、金钱至上主义、极端自私自利主义，与他一生的信仰都是冲突的。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很孤独的，是不讨喜的。
问：巴金最爱说些什么话？
陈：他的话其实不多。因为话少，国家要他去当老师他都没法当。他有时候就坐在那，默默地看着你。他也有喃喃自语，经常说自己一生是一个误会，本来不想当作家的，他想做一些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他早年很得意做的“有实际意义的事”，就是跟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在西湖附近开会，准备去实践“自我管理”的主张。他到晚年常去西湖疗养，那里有一个无政府主义先驱的墓地。巴金常去那里走走。
还有就是，巴老老说自己晚上做恶梦，有很多话要倾吐，又没地儿说。
问：你当时听了什么感受？
陈：我当时觉得他不想当作家的想法很新奇的，也有点觉得他矫情，因为他当作家都当到这个社会地位了。于是就觉得老人有点不知足。他说他做了很多噩梦，我起初也以为那是他的“文学手法”，作家经常托梦说事，不可当真。
随着跟他接触的增多，我就理解了他。他不是矫情。他是有真痛苦、大痛苦。他的痛苦有身体上的，身体上的痛苦会转化成精神上的。比如他最后又活了6年，但从巴金本心来说，他希望安乐死。
还有一个痛苦，他说，“仿佛有人在质问我：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来改变那个、那些受苦的人的命运？没有，没有！”这是老人写下的自我谴责、自我质疑。这会加深他精神上的痛苦。
问：巴金生命最后几年是什么状态？
陈：巴金生命中最后6年很少说话，几乎没再开口。我有时候故意引他说话，谈谈他早年喜欢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他都不肯说。
实际上他不喜欢“无政府主义”这个译法，而更喜欢那个音译词“安那其主义”。后世把很多不好的含义强加给了这个词，诸如恐怖、暴力和动乱，都认为源头跟这个主义有关。实际不是这样的。巴金在晚年想到了一个词——“理想主义”，他觉得那些信奉安那其主义的人都有点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相信人都能做到自我管理、主宰自己命运，追求最大限度的自由。
问：巴金早年推崇的“无政府主义”大致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陈：我在青年时期研读巴金的著作，不仅读到了他早期许多相关的文献，而且还直接阅读了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巴金笔名就来源这两人)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著作，弄明白了无政府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以相对激进的姿态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反对一切国家形式的强权，基本立场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的。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翼，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过重要影响。
我无法断定巴金晚年的心境。我总觉得从“五四”过来的人，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到处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
（中国新闻网 11.25 刘攻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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