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梯队”名单建立前后

    起用一代新人

    “文革”结束后，平反的老干部复归岗位，干部队伍老化，知识结构陈旧。干部制度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1982年3月，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应陈云的提议成立，经他提名，原电力工业部副部长李锐出任局长。  

    李锐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即参加十二大人事小组。十一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336人，普遍文化较低，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53人。十二大强调，中央委员必须按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补充进知识化和专业化相结合的中青年新委员。 

    最后选出的十二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348人，60%是新进的，60岁以下的将近一半，其中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启立、尉健行、王兆国、田纪云、朱厚泽等。最年轻的是胡锦涛，39岁。大学文化程度的占三分之一。

    中央一级领导班子调整完成后，开始了省级领导班子的调整。李锐先后到陕西、山东、北京、两湖等地，主持调整工作。新陈代谢的阻力很大。湖南99个县，没有新增一个中青年干部。这种“春风不度”的死角，占到全国的30%到50%。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起用一代新人》，这是由李锐起草的。社论强调老干部们当前第一位的职责，“就是刻不容缓地选好接班人”。

    特别上报程序

    198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由中组部青干局负责。胡耀邦形象地称之为“第三梯队名单”。

    最早提出“第三梯队”概念的是胡耀邦。1983年5月，胡耀邦在会议上说，老同志是第一梯队，运筹帷幄，制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现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是第二梯队，但也不年轻了。所以，下决心搞第三梯队，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之后，中组部向中央直属机关及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和组织部门发出了上报后备班子名单的通知。

    省部级后备班子的选择硬条件有三：年龄一般不能超过50岁；原则上需要大学学历，但不唯学历论；一般是地厅级干部。更重要的是，“文革”时期表现好，有抵制态度，或者干脆采取“逍遥”态度。

    为了引起地方领导重视，在选拔“第三梯队”时，中组部制定了非同寻常的上报程序：所有名单，必须先在省、部委常委会和党组会上集体讨论，通过后，再由中央考察组考察、中组部部务委员会议审定，最后铅印40份，以中组部名义呈报中央政治局，并存档。

    “一部分也要，一个也要”

    “第三梯队”任务下达五个月后， 时任青干局局长李志民向分管组织工作的宋任穷汇报了进度。13个省年底可报名单，10个省年底可报一部分，还有4个省得到明年一二月份才能报。

    宋任穷听完后急了：“选好的名单，一部分也要，一个也要！”他强调，1985年中央委员要更新一批，就从名单上找人。

    很快，中组部即召开了全国省部级电话会议，要求成立第一批中央考察组，往北京、黑龙江和江苏这三处试点。1984年元旦过后，三个中央考察组匆忙出发了。

    考察组在当地一般待一个月左右。每考察一个人，都要全方位访谈二三十余人，包括其上级、同事等。

    1984年4月，第二批中央考察组分赴四川、广东和内蒙古等地。

    中央考察组在内蒙古考察时，考察范围不仅限于名单。考察组召开了一场有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内蒙古日报》记者参与的座谈会，希望借助记者们的宽阔视野。记者们推举了时年37岁的新华社驻蒙分社党组成员、农牧组副组长。记者们反映，他业务能力强、思路清楚，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之后，他调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党组副书记。2002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2012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也进入了名单。早在1983年省级班子调整时，李志民等即去正定县考察过，注意到他生活简朴，跟群众一起去食堂排队吃饭，别的领导坐车，他骑自行车下乡视察。1985年，这位32岁的县委书记调任福建省厦门市市委常委、副市长。200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同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名单出炉

    1984年，“第三梯队”名单以每省一册的形式，陆续报送政治局。青干局常常收到胡耀邦的批示。

    如果写“文化大革命中未发现问题”，就会被胡耀邦打回来，认为是“推卸责任”。“一定要说清楚‘有问题’还是‘没问题’。”李志民说。

    “第三梯队名单”也招来了一些非议和责难。香港有报刊称，选出的都是“太子党”“秘书班子”等。

    事实上，社会上对干部子女问题的反应，早就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1984年3月3日，中组部召开“干部子女座谈会”，参加的有陈云之子陈元、于光远之女于小红、陈毅之子陈昊苏等人。开会目的是讨论中组部受胡耀邦委托起草的《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与会者认为不应过分强调干部子女的特殊性，反对下发这样的文件。李锐最后总结，家庭的影响、家教、家风是客观存在的，不应一味否定。但他推荐这些干部子女去看《曾文正家书》：“曾国藩家教很严，其后代没有不争气的。”

    1984年8月，关于第三梯队的研究报告由中组部上报中央。统计结果显示，名单中已经确定的632人中，干部子女33人，只占全部人数的5.22%。

    至1984年秋，首批名单确定，约1100人。名单是动态的，随时调整。

    开花结果

    很长一段时期，“第三梯队”名单上的人都处于中央和中组部的注视之下。

    胡耀邦曾提出，分期分批把选出来的年轻干部借调到中央工作，每省一名，每次一年，以提高知识和理论水平。中组部青干局则随时对这些干部进行考察和谈话，帮助他们建立起相称的履历。长期在机关的，调到下面市委任职；没进过党校的，安排进党校培训。

    名单建立后，提拔干部原则上要出自名单。提拔非名单上的要有一个说法。

    截至1985年5月，经中央批准，浙江、北京、山西、内蒙古等15个省区市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新进班子的65人多数出自第三梯队名单。

    1985年、1986年、1987年，在1984年“第三梯队”名单的基础上，分别推出了三个更新后的版本。

    多年后，名单开花结果。第十七、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两位之外，皆是名单中人。

    （《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33期 杨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