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农业学大寨”拨乱反正

    亲历“农业学大寨”拨乱反正

    亲历“农业学大寨”拨乱反正

    1980年夏，中央成立山西问题调查组，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组织部、中纪委、人民日报社、新华社派员组成。我接到通知代表人民日报社参加。

    调查组到达山西后，第一阶段住在太原市迎泽宾馆，和罗贵波、阮泊生、赵力之等省委常委班子成员逐一约谈，还找重要职能部门领导谈，谈话内容是如何看待农业学大寨和昔阳干部遍山西问题、省委班子自身有什么教训等。对每位省领导的谈话内容均整理成特件，直报中央。这些特件，对中央决策山西领导班子的调整起了重要作用。

    山西省委班子成员，大部分已意识到全国农业学大寨左的倾向是该纠正的时候了。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副省长兼农委主任赵力之也表达了这种观点。6月16日，他带农委副主任陈国宝一起在省委办公楼向我们介绍情况时，一口气讲了近三个小时。他们说，在全国推广大寨经验，危害最大。对这个问题他们也是逐步认识的。从思想上看，在许多问题上搞绝对化，念“一本经”，本身就缺乏实事求是，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从政治上看，对阶级斗争错误估计，把大寨经验说成是“斗一步进一步”，所谓“真学、假学”问题对全省干部压力很大，把干部意识搞糊涂了；从组织上看，提拔昔阳干部，整所谓学大寨不积极的干部；从经济上看，错误把社会主义当成资本主义来批，批判了工副业、集市贸易、自留地，等等。

    我们在山西调查的第二阶段，是到昔阳县和大寨大队调查。在昔阳县委组织部，我们重点了解了昔阳县提拔及调出干部的情况。据统计，“文化大革命”以来，昔阳县调出干部共有334名，其中1973年至1979年调出301人。这些从昔阳调出的干部，多数受到提拔重用，有的甚至越级提拔。但这些干部有的缺乏领导工作经验，有的本身就是靠敢批敢斗说假话起家的人，大多不称职。在昔阳县开完座谈会后，我们就起程直接去大寨。

    我们到达大寨村正值中午。当天下午，郭凤莲拎着草帽、穿着丝袜凉鞋赶来看望我们。她当时担任的职务是昔阳县委负责人并兼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来，我们又请时任大寨大队支部委员、大队队长贾承让到住地来谈。我们在大寨得到了有关农业学大寨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

    调查组第三阶段是回京汇报。在山西调查，我们前后花了近半年时间。

    不久，参考中央山西问题调查组向中央的报告，由专人起草的总结全国农业学大寨教训的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各地，全国不再提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了。

    （《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4期 王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