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的多重人生

    陕西韩城乡下的井溢村里，14岁的师秋朗和母亲相依为命，从未见过父亲师哲。

    一天晚上，师秋朗听到动静，母亲轻手轻脚地起床，点上油灯去了厨房。师秋朗奇怪地侧耳倾听，只是一片沉寂，母亲又静悄悄地回来。

    以后他才知道，母亲走到水缸边，拿起擀面杖想要搅动水面，却又犹豫而止。半夜搅水缸是乡邻传授的窍门，对于远行不归的人，可使其心神不宁，牵挂家小。母亲搅水之前，心想丈夫可能真的有事回不来，如此搅动，岂不徒增他的烦恼！

    师秋朗只知父亲被人抓捕，在自己出生后不久离家远走，不知生死行踪。父亲一直没回来，却从国外寄来了一封信，让母女俩去延安。

    久别重逢

    1938年，母女俩两次赴延安，但并未找到父亲师哲。在延安待了两年之后，师秋朗和母亲才等来了久违的父亲。

    一个春天的中午，一辆小车来到了师秋朗教书的小学，车上的任弼时和李富春是去考察中共七大会址的，却受了新回国的师哲委托，顺道前来探寻妻女下落。

    汽车返回时带上了师秋朗母女，在任弼时的窑洞相见，师哲惊呼“天哪，你们是天上掉下来的”，师秋朗却躲在角落里不知所措。她完全不认识这个同样是“天上掉下来的”父亲，觉得比延安的其他人都远，像一个外国人。

    这是在苏联15年生活带给师哲的气质。1925年离家逃亡后，师哲在河南加入国民军，不久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在军事学校就读后，他又到格别乌受训，此后远赴西伯利亚工作，一直到任弼时访问苏联，才作为秘书随行返回国内，留下了一个俄罗斯族妻子和一双混血儿女。

    这些，都是师秋朗后来慢慢知道的。与此同时，重聚不久的父母面临离婚，母亲心底多年的担心变为了现实。师秋朗说，母亲经常一个人跑到山沟里痛哭。

    师秋朗可怜母亲，更觉与父亲无话可说。

    从“克格勃”到社会部

    1929年，师哲由访苏的周恩来安排，进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受训。格别乌是著名的“克格勃”前身。

    师哲的主要任务是审查间谍和监视处置越境的中国人。由于忠诚能干，师哲晋升为上校，获得了个苏联名字卡尔斯基和苏共预备党员身份，并作为办案人员亲历苏联“大清洗”。

    在“大清洗”中，师哲经手了大批肃反案件，自述“不知道究竟肃了多少，只觉得下面报上来的案子太多，光看案卷也看不过来”。他的内务部上级的指示则是“随便吧，只要不把自己办进去就行。”

    “大清洗”高潮中，师哲终究出局。1938年苏联出台政策，禁止一切外国人在内务系统任职。幸亏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接纳师哲为政治秘书，最终，师哲在1940年3月跟随任弼时经新疆回到国内。

    师哲回国不久，正好赶上“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得以“发挥专长”。

    师哲曾拿着一沓特务口供面见毛泽东，试图将其中一批人枪毙，却被毛泽东制止，以自己当年打AB团的经验为证，说他根本不信那些口供，师哲此时才似有所悟。

    师哲在“抢救运动”中也有得意之笔，就是为习仲勋的“特嫌”洗冤。当时从关中地委调任绥德的习仲勋，被破译的敌特电报里常提及其名，说他已被发展为提供情报的特务，任弼时、高岗和康生为此一起布置师哲前往关中地区调查。师哲通过抓“舌头”，确认这出于敌特虚报成果邀功领酬，由此使习仲勋避免了危机。

    或许由于在抢救审干中表现能干，师哲上调到社会部。

    命运转折时刻

    1945年起，师哲离开社会部，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3年后又任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正式成为毛泽东政治秘书。

    中共建政之初，师哲的特殊背景使他继续参与中苏高层政治会谈，陪同毛泽东、刘少奇、高岗等人出访苏联，也直接参与接待苏联领导人访华。斯大林与毛泽东关于中苏友好条约的谈判由师哲翻译；赫鲁晓夫发动“政变”枪毙贝利亚，最早向高岗通报时即由师哲翻译。由于屡屡参与高层枢密，师哲在外人眼里“红得发紫”，却也积聚了卷入政治漩涡的风险。

    在诸次的中苏会谈中，师哲感到了自己身份的双重性。他自述对于苏联人的思维和心理都了解，“能理解斯大林的意向和顾虑”；又在毛泽东身边10年，毛的心思也能猜透。

    师哲和毛泽东关系的转折点是斯大林去世。师哲回忆录记载，1953年夏天，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被取消，师哲的位置由江青代替。1957年，师哲终究离开了秘书圈，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正值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前夕，师哲回忆，毛泽东每次到山东视察，接见众人后总要将他单独留下，两人对面坐上半晌，却没有什么话说。有时说一句半句，却又完全不着边际，无从回答。

    到了1962年8月，中苏关系完全破裂。此时正好爆发小说《刘志丹》“反党”事件，西北出身的干部遭到整肃，师哲亦在其中。被捕后的师哲，“文革”前夕被送入秦城监狱，成为1966年该狱收押的第一个犯人。

    晚 年

    1976年的一天，从天津清河干校回北京的师秋朗，见到了失联多年的父亲。此前这些年父亲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师秋朗“并不关心”。

    师秋朗见到的，不像是一个现实中的活人。“白，皮肤白得透明，眉毛、头发都是白的。也很胖，像是发酵粉催起来的那种胖。”师秋朗回忆，“他好像隔世人，说的是20年以前的语言。‘文革’中的新名词他一个也不懂。一开口给人的感觉，他是五十年代的人。”

    师哲和结发妻子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文革”后期，师哲从下放的农场归来，结发妻子卧床瘫痪。在医院病床前，师哲问近于昏迷的妻子想要点什么，妻子说“碧螺春”。师哲事后念叨说“她还知道碧螺春”，却不曾去购买。

    师秋朗对父亲这一行止极为气愤，“到死他都没有一点愧疚，还嘲笑母亲。”

    虽然如此，师秋朗还是觉得父亲的经历有价值，有意帮他整理回忆录。这成了父女晚年最有意义的共同事业。

    1998年师哲去世，在中央组织部审定的“师哲同志生平”里，他被称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苏联问题专家”，最后一个身份则是“副部级离休干部”。在“师哲子女致亲友的信”末尾签名的师哲子女，以师秋朗开头，另有俄罗斯籍的两个儿女以及与继任妻子周惠年的四个子女。

    (《博客天下》7.5 袁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