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 日本收买国际媒体

    在甲午战争中，相对于清朝政府对舆论宣传的漠视与放任，日本主动操纵现代传媒工具，让反复传播的战争谎言深深影响了社会公众和国际舆论，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占据了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军的败局。

    早在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日本就将舆论宣传上升为国家战略。

    他们曾秘密聘请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作为国家舆论宣传的总指挥，制定的策略就是把中国和日本“包装”成野蛮与文明的代表，并有计划地引导西方媒体形成共识。如经过策划，《纽约新闻报》就曾发表评论说：“中国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专制和独裁中得到解放。” 

    反观清政府在战争期间由于对国内舆论的不闻不问，致使舆论到了混乱的程度。战前，国内报刊上既有主张加强海军建设，积极备战的，也有主张希望派特使去努力寻求和平的；既有宣称不久将彻底消灭日本的自负言论，也有对战局悲观预测的文章。在外国人看来，当时的国内舆论是“无知、自负和可笑的”。 

    为了宣传自己，日本在战争中善于借助随军记者和国外媒体。据统计，甲午战争期间日本66家报社派出从军记者1114人，其中以《朝日新闻》《中央新闻》为最。随日军从日本本土出发的西方记者有129名。日本还策划在随军记者的全程见证之下，给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然后释放他们，并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以礼送回”。英国法学泰斗胡兰德竟然“盛赞”：这是日本作为成熟的文明国家的标志性事件。 

    为拉拢和利用国际舆论，日本甚至不惜用金钱收买、欺骗等卑劣的手段。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在呈送国内的报告中说:“我以前就与《泰晤士报》建立了关系……把英国政府拉向我们一边……请寄供政治上和私人之用的额外经费。”据日本文献记载，当时让英国中央通讯社发表一次有偿新闻，日本需付给2000日元；通过路透社发布有偿新闻，则每次付给606英镑。

    与日本政府主动邀请记者随军采访不同，清政府不仅不允许国内外记者随军采访，还有两名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地，而被砍了头，引起许多外交风波。 

    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军记者克里曼在1894年12月20日纽约《世界报》刊载了《日军大屠杀》长篇通讯，一时间国际上掀起了批评日军野蛮行径的舆论浪潮。危机之下，日本一边指责记者的报道是失实的，请美国驻日公使到现场调查；一边说清军如何残暴，日军处决的不是俘虏或平民而是罪犯。在日本的舆论公关下，最终舆论转向了对日有利的一面。

    反观清政府，虽然国内的舆论普遍声讨日军的暴行，却仅限于国内的谴责和谩骂，没有向欧美新闻记者主动提供任何信息，自恃正义在手，坐等欧美等国对日兴兵问罪。结果，眼睁睁看着欧美的媒体，包括原本同情中方的媒体倒向了日方。 

    （《解放军报》4.16 阚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