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代香港人

    我是1952年在上海出生的，4岁到香港。属于香港的“婴儿潮”一代，也就是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战”结束那年是50万，到1953年已达250万，光1949年就增加了近80万人。

    与同期同代内地人太不一样，我们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这时候登场的是香港随后30年的基调：繁荣与安定压倒一切。我这一代也陆续进入人力市场。连人口结构都偏袒我这一代：我们前面没人。

    就是说，婴儿潮一代进入香港社会做事时，他们往往是第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员工，直接领导是外国人或资本家。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快，许多底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凭教育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这一代作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之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我这一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负有绝大部分责任。

    我这代人到底是在相对安稳的社会长大的，不算很坏。我们在不影响正业的情况下愿意做点儿公益（尤其当公益直接间接有助正业），表现出大致上守信（明白这种社会资本长远来说能减轻自己的交易成本），也会照顾家人朋友（扩大版的家庭功利主义）。不过，骨子里是比较自利和算计的，是的，我们爱钱。

    所以出道十年八年后，我们的想象力就被绑架了，很甘心地受勾引，从赚辛苦钱进化到想同时赚更多更容易的钱：股票、地产、财技。我们最初是羡慕，后来是不安分，怀疑自己的赚钱能力比同代其他人落后了，最终一起陷入了一个向地产股票倾斜的局。而那几个行业，从70年代初开始，一直节节上升。至此，我这代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因为今天的确比昨天好；楼价是不会跌只会升的，打一生工赚的钱还不如买一套房。谁能不相信呢？我们的前半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来的。至此我们整代的精英都强化了本来已有的投机习性，一心想发容易财。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一些作为，决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

    我前阵子看过一篇内地杂志的人物访谈。那内地人说他去过一次香港后对香港的印象完全改变了。他去了一家小小的冷门唱片店，在那里，他一生所有想找的唱片都找到了。原来香港什么都有，如果你真的去找的话，是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的。但同时，它们又都是小小的，处于社会的边缘，而主流对文化学术一直少有理会，主流在20世纪90年代都在忙地产。

    如果中价值、中就业的产业是香港的出路，最终还得回归香港人的教育，建构较丰满的文化价值——但不要以我这代的主流为榜样。

    （《我这一代香港人》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