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黄老人败走东莞

    人称“扫黄老人”的王秀勇在广东东莞生活了近20年，曾绘制扫黄地图协助并督促警方扫黄，但他的“义举”没有得到相应的成效，反而在东莞因各种原因被逼得无路可走。

    近日，广东东莞扫黄风暴中，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严小康、副局长卢伟琪先后被免职，身在山东老家的王秀勇老人得知后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好汉”发迹

    上世纪60年代，王秀勇出生于山东王家村的一处破败的土房子里，之后没几年就随全家一起，赶上了山东人史上第二次“闯关东”。而当“文革”结束、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回到家享受“分田到户”的王秀勇却尝不到任何甜头——因为双手残疾，无法劳作，在15岁那年，他卖了一只羊，拿着20元钱去闯世界。

    王秀勇凭着一技之长脚力功夫卖艺求生，之后他不仅开创出了用脚写字、磨刀切菜、打扑克下棋这些技艺用于街头表演，还用这双脚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1993年，王秀勇选定了自己最为心仪的城市，开始了在广东东莞的生活。那时，东莞街面上的“夜总会”“酒店”越来越多，来围观老王表演的人群里，小姐们给的钱，比一般人群要多。王秀勇估算，小姐的资助，能占到他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在老王看来，“可能是她们的钱来得容易些吧，再者她们也都出身贫困，对我特别照顾。”除了给钱，小姐们经常把吃不了的高档食品留给王秀勇，这些都让他大为感激。

    “好汉”打虎

    1996年始，王秀勇住到了黄江镇的玉塘围村，当时，一座宏伟的“太子酒店”正在兴建中。这时候，“黄”已经广为泛滥了。在王秀勇看来，“太子”都称不上是大酒店，常平、虎门、樟木头等地都是色情重镇。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愈高，色情业也就愈加猖獗，老王精辟地总结道：繁荣，(才有)娼盛。

    让王秀勇产生“扫黄”念头的，是2010年。当时东莞的色情业规模发展到空前的程度，3月份，时任东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卢伟琪抛出一个“扫黄杀手锏”：公布个人手机号码，接受市民有关涉黄涉赌线索的举报。老王对政府的这种开明政策大为看重，按照报上公布的号码，真的给公安局副局长拨去了电话，但不是没人接听，就是不通，要么就是语音提示让发短信。

    2010年5月开始，他艰难地抄起圆珠笔，在一个单线格本子上先后绘制了三张粗糙的“地图”，它们分别反映了东坑、大朗和石碣三镇的卖淫嫖娼窝点分布情况，老王叫它们“虎穴淫窝图”。之所以有“虎”，是因为该图也部分反映了当地的涉赌状况，而遍布大街小巷的老虎机正是主要赌博工具。

    “好汉”被打

    王秀勇找到了大朗镇公安分局，把绘制的扫黄图展示给警员看，结果被笑称“什么东西”。他叩开了石碣镇唐洪派出所的门，结果被警员好言劝告：“你这么大岁数了，不要管这个好不好啦。”王秀勇顿时充满了挫败感：这是他辛苦采集来的心血啊。一次在石碣镇暗访，他被卖淫窝点的人持铁棍追打，幸亏遇到警车才化险为夷。这些扫黄图大都反映了发廊等门市店的涉黄状况，内容细致入微，有的甚至标注着“小姐”们的籍贯。

    2010年7月14日，王秀勇决定亲自监督警方。上午他走进万江镇公安分局的大门，手拿“扫黄信息”执意要求带领警方去扫黄。当晚8点，万江公安真的让他坐在警车里当向导，按图搜查辖区的涉黄情况。结果，他们在石美地区抓住了两对现行嫖娼者。而在收队结束行动时，王秀勇发现“不对劲啊”：警察把他和那两对卖淫嫖娼人员一起，关在了押送违法人员的警车里。他回忆，某警察冷冷地说：没办法啊，我们警车没地方坐了。结果在归途中，颇有名气的老王被认了出来，“小姐”们冷冷的眼神“就像要吃了他”，一个嫖客不由分说一脚踹向他，如果不是双手反铐在身后以及有警员看管，当晚王秀勇难逃一劫。

    谁知劫难终没逃过。一周后，万江公安分局打来电话，通知王秀勇前来领取举报奖金600元。而当他领了钱刚一走出公安局大门时，立刻被6个人团团围住，一顿暴打劈头袭来。这些人边打边用普通话叫骂，包括“叫你多管闲事”。老王的几颗牙就此留在了东莞。在石碣镇扫黄期间，他早上接到了一个恐吓电话，还没睡醒的他恍惚觉得对方已站在门口，吓得把手机掉在地上摔烂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会有他的电话。

    此后，王秀勇不仅不敢扫黄，卖艺这种抛头露面的事已经和他绝缘，他只能以捡破烂为生。大部分时间，他躲在出租屋里，焚香、拜佛、读经，祈求保佑平安。

    遭受“招安”

    2010年12月中旬的一天，王秀勇被叫到东莞市公安局，警员给他拿来8000元钱，说是民警们给他个人的“捐助”。老王说，这是他到市纪委去反映情况所收到的成效。买了一张火车票，王秀勇踏上了回山东老家的路途。第二次回老家。家里的状况和东莞的生活不能同日而语，没有劳动能力的他，只能守在自家屋顶残缺不全的房子里，每年领着政府3600元“低保”和“五保”救济过活。一辈子未曾婚娶，他守着年过八十的老娘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冬天由于没钱烧煤，自己在房子里就靠三床被子来度过难熬的冬夜。

    2011年5月，王秀勇决定重新出门去生活，但头脑中第一个冒出来的目的地，仍然是东莞。在东莞住了近20年，说的一嘴还算流利的粤语，他对这个地方有太多感情。6月初，他在“精至塑胶制品厂”谋得了一份看门人的工作，平安度过了多半年时间。谁知2013年3月，在一次石排镇某警务区的“搜查”中，一名陈姓警员找到了王秀勇，对方拿着老王的暂住证，看了看问道：你是那个“扫黄老人”吧？“在这之后，这个厂子的老板娘突然要辞退我，说‘公安的人总来烦我’，‘我实在不敢用你了’，还叫我别啰嗦。”王秀勇说，“我觉得，一定是那段时间我在外面被认出来，有人报给公安局了。”这次王秀勇彻底死心了，再度离开了东莞。

    由于媒体的报道，此时在山东老家，王秀勇已经是全乡的名人了。乡亲们有的夸他“胆大”、“没给好汉之乡丢人”，也有人为他捏一把汗，说他没死在那里就不错了。此时的王秀勇除了愤懑之外，脑子里开始反思，当年他暗访发廊时会扮成乞丐，上门去求“小姐”施舍，而小姐们大多数都会慷慨解囊，反而一些外表光鲜的人不肯施舍。时光仿佛又回到了80年代他初到东莞时，他始终记着“小姐”和东莞人的恩德。“我不恨‘小姐’，我恨的是‘保护伞’。”

    (《北京青年报》2.17 薛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