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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右文化，或称江西人的学术，可一言以蔽之——“久大刚尖”。
先说这“久”。
可略举两点：钟鸣鼎食，江西学人以家族为依托而“窝出”。仅北宋神宗年间，江西“清江三孔、临川三王，南丰三曾”在当时就流为美谈。不唯如此，江右学人父兄相继，子孙接替者比比皆是。“南丰三曾”之曾布（曾巩弟，王安石变法之助手）曾有“三世文章称大手，一门兄弟独良眉”的诗句，虽自誉，却是实情——自其祖曾致尧被荐为翰林，到第三代曾巩曾布曾肇，一门“三曾”均获此资格。
山谷道人黄庭坚以诗鸣，穷极变化，世与东坡并称“苏黄”。而其荣誉对黄氏后人的影响，则达数百年之久。翁方纲乾隆年为四库馆臣，家中来了声名藉甚的青年诗人黄景仁。翁写道：仲则（黄景仁字）为文节公（黄庭坚）后裔，每来吾斋，拜文节公像，辄凝目沉思久之。予亦不著一语，欲与之相观于深处，而孰知其饥寒驱迫，无晷刻发箧陈书之隙，而其精气已长往矣。长往往何？如黄仲则之“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等为人传诵的名句，翁方纲上文给出了靠谱的说明。
其次说这“大”。
一般而言，如果真有广为人知，并可指称的地域学术，它必然大，且可以化育后人。
江右学人最惊人的话语，莫过金溪陆象山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当然，没有后一句，可指其近禅；而有后一句则为象山之发明，见其大。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在“述象山学案”中说：“陆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然而，如果将目光前后移转，如陶渊明以诗立名，自适旷达之情感，成为中国士人永久的精神家园；欧阳修、曾巩继韩愈之后，立一代文章之典则，天下从之；王安石以所学为政事，史称“王氏新学”，他一面行政变法，一面著书立学，王安石著《三经新义》一书，开科取士，影响两宋达40年之久，江右学风被于天下。即便到了异族称皇的大元帝国，崇仁布衣吴澄与其弟子虞集，先后入国子监与翰林院，为数十年的国师。然元朝的学术，因吴澄师生，几可说就是江西的学术，而吴澄本人也被追谥为“文正”，实现了年轻时的自期，不亦“正”而且“大”乎！至于陆象山学术在浙东甬上的传播，王阳明光大其后，思想史家将两人并称“陆王”，而阳明学术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又岂可以言语尽之？
接下来说这“刚”字。
江西学术不重权威，就其品性而言，可以“刚”字来形容。特点为元生自足，不傍人樊篱，真所谓“人人握龙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例朱子二语：其一，“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其二，“大率江西人，都是硬执他的横说，如王介甫、陆子静”。朱熹并举“王陆”，可见是一种风气。当然，朱子此语，因学见与陆相异，含微意，我们难与之计较。而在陆象山本人那边看来却是：今人略有些气焰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陆象山甚至宣称：即便陆某不识一个字，你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苏东坡在黄庭坚岳父处初见其诗作便赞：“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又说：“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刚介独立，不与人同，非真正汉子，其孰能与于此！
可以说江西人不仅师友，甚至父子兄弟，皆各学其学，术其术，未尝少借于人也。
最后，江西学术就其面貌而言，还有一“尖”字可言。然则笔者之所谓“尖”是“尖新”的“尖”——容易辨认，一望而知之。苏轼有一则评论黄庭坚诗文的笔记，最为形象。他说：鲁直（黄庭坚）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飱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苏轼说黄诗极美味，然警告沾溉既深，不免移人魂魄，反忘记自己所学。
然而，江西学人的这个“尖”，得来却不容易。看事立论高，是因为沉得深。江西学术无不以苦读为基础。王荆公主政变法，对付论敌的方法之一，便是追索别人用功如何。他最能秒杀异见的话语是：君辈错不读书尔！
学风如此，笔者认为江西学人的总体人格趋于内向，钻精而迈往；至于发散聚势，则有所短。也许，这与大江之西，三面环山的地域特征有关……而我江右有志于学者，则应时时回望而自励也！
（《江西日报》1.3 曾印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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