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南联大条件那样差,生活那样苦,还能出那样多的人才?答案是:自由。
1939年,汪曾祺19岁。这一年,他考上了西南联合大学,念的又是顶顶有名的中文系。这里,有着众多的大牌作家: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当然还有他的恩师沈从文。当时的中国战乱频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被迫南迁,西南联大还能拥有这么高水平的师资力量,这机遇简直就是可遇而不可求。
按理说,可以听这么多优秀的老师上课,应该没人会缺席才对。可汪曾祺偏偏不这样,他逃课、泡茶馆、看闲书,总之就不是一个按时上课、规规矩矩的好学生。好在联大的教授学者们,大都是留洋归来,多少带有那么一点随性自由的洋派作风,是不屑于天天点名的。
汪曾祺往往是早上起来看一下课表,有感兴趣的课就去上,没感兴趣的课就逃掉,拿上几本早已在图书馆挑好的书,坐在离翠湖很近的茶馆里,一呆就是大半天。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在茶馆里写成的。就这样,眨眼期末就到了。考试,写文章,汪曾祺每每都是最高分。
一次,一个学生上闻一多的课,由于平时光顾着玩,到期末了,作业写不出来,就只好请汪曾祺代笔。他倒也爽快,一夜就给写完了。闻一多读了,大赞道:“比汪曾祺写得还好。”
有人问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为什么西南联大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还能出那样多的人才?这位作家给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自己也说,使他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
时光荏苒,物是人非,曾经的西南联大也只剩下一些旧校遗址。但是幸好,汪曾祺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文章,比如《泡茶楼》《西南联大中文系》等。每每读罢,都让我心驰神往。
(《扬子晚报》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