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代课教师的“证明题”

    2013年3月，根据教育部政策，云南的十余万代课教师将获得人生最重要的一笔补助，同时迎来一道证明题：自行举证证明代课经历。但乡村教师们普遍缺乏物证，证人也大多年老或死亡。在艰难的自证前，贫困、衰老的代课教师程兴贵无奈自杀身亡。

    2011年，教育部联合多部门下发《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代课教师将获得一次性补偿。然而，一个旨在改变代课教师生存境遇的政策，却给这个群体增添了新的创口？

    我有证人，我有证据

    大约中午，程兴贵到了落雁乡中心小学。负责审核他材料的工作人员，正是1999年签下“乡教委检查组 王”的那个王姓负责人。程兴贵递上资料，对方翻了翻，说这个备课纸不能作为说明。程兴贵反问说这个字是不是你签的。对方回答说，是。

    “这上面并没有什么内容，你撕来不过一张废纸。”王姓负责人的一句话刺痛了程兴贵。程兴贵后来和妻子谈到过当时他的屈辱感。夜里凌晨四点，胡通彩接到了丈夫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一个颤抖的声音说，我睡不着。程兴贵将白天的遭遇细细地说给她听，胡通彩感到了丈夫声音里的疲惫，她安慰说“八年没有就算了”。程兴贵告诉妻子，教了一辈子书，不想这么算了。

    次日，带病的他周折辗转盐津县和兴隆镇，找曾经共事过的正式教师给自己开证明，如此，58岁的程兴贵已接近崩溃。82岁的朱应槐管工资表册，但他患高血压、脑梗塞，无法长途跋涉去落雁乡当面给程兴贵作证。

    终于，程兴贵还是无法证明自己。7月17日深夜11点，盐津山区暴雨如注，程家祖屋前的两岔河山洪滚滚。程兴贵叫喊着“我有证人，我有证据”从家中冲出，从两岔河一道近50米高的瀑布跳下。

    代课致贫

    1977年3月初，22岁的农民程兴贵站上讲台。他穿着卡其布中山装，脚上穿着解放鞋，很是精神。从那时开始，村民无论老少都叫他“程老师”，年轻的程兴贵还有些羞赧。

    程兴贵最初代课的报酬是每月10元钱，每上一天课在生产队计入八分工。生产队分的粮食可以勉强糊口，工资则被家里用来买盐巴、煤油，程兴贵爱抽的“春耕牌”香烟卖一毛二分钱一包。教学期间程兴贵常常天没亮就起床打着火把出门，翻过三座山，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后来，为了不迟到，他选择了住校。

    1990年前后，外界信息开始影响深山里的人们，不少山民外出到广东打工，一些富裕的家庭开始有了黑白电视机。外出的人们衣着光鲜地返乡时，山里的平静被打破了。

    1995年，程兴贵的工资涨到了每月135元，但与正式教师七八百元的收入仍是悬殊，甚至也不如那些外出务工的人们。程兴贵记录下他教师生涯的困顿，在留下的账本中“割肉记账”就有好几个篇目，购买一个7.54元的东西也要“每人摊1.5元”，甚至是迟到被扣一元钱都记录在册。程兴贵一度动摇，放弃了讲台到文山一个企业里做会计，每月200元。但后来证明，他放不下教师的工作和山里的孩子，一年后他又回到水沟小学。

    一生被这么抹去

    沉寂、贫苦正在成为众多代课教师晚年生活的主要构成部分。而时间倒退三十年，代课教师多是农村的“先进群体”，头顶着知识的光环。现在看来，时代并没给他们留下出路。

    2006年教育部颁下严令，宣布清退剩下的44.8万中小学校代课教师。2007年，盐津县众多代课教师被突然解除劳务合同，清退下来。这份签订于2005年的合同显示，代课教师们将服务到2011年年底。

    程兴贵被清退之后承担了大部分的农活，原先开朗的他变得沉默寡言。“也不再翻看他喜爱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了”，胡通彩虽然能感受到丈夫的压抑，却很难理解他失去了什么。

    很多代课教师都像程兴贵一样选择申报，并四处搜寻证物证人。“当年很多教案都被教委检查组收走了，很多老师都面临证明的困难。”同为代课老师的蒋子才说，时间过去太长，很多代课教师都没有工资单，同事过的证人也年老或者死亡，不能到场作证。证明自己并不容易。但蒋子才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乡同事程兴贵居然因此走上了绝路，这让他感到要使自己的代课教师身份得到承认和尊重，并非易事。

    8月30日记者看到，程兴贵的名字出现在代课教师补充名单的最后一个，他的25.5年教龄被认定。

    （《南方周末》9.5 雷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