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长天的生活,也就是上海一般小康市民水平。虽然他是著名作家、1985年的副局级领导干部。
长天是我的好朋友,相识三十多年来,我们几乎无话不谈。
他退休后给我打电话:我的养老金加补贴一共××元,下回你退休,也是这个数目。我说:我是事业编制、正高职称,你是公务员编制、副局级干部,我们的养老金怎么可能一样?他说:我一直是事业编制,一直跟你们一样拿专业作家的工资。我愣了。
我和赵长天是1985年6月一起调到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他任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副局级,我任书记处书记,正处级。但是当时作家协会缺少公务员编制,因此我们两人的编制暂时放在了专业作家。对此,我们谁都没有在乎。
1997年2月我身患重病,作协3月换届,我主动打报告,要求不再继续担任作协行政领导职务。宣传部批准了我的请辞报告。从此,我的工作转到了专业作家,我的编制与待遇正好相当。但是,长天不一样!他从1985年到2011年退休,实实在在干了26年领导工作,在一个公务员编制的岗位上做了这么多年实职副局级干部,却因为当年把公务员编制让给了同事,结果到退休,养老金甚至低于副处级公务员的养老金,这个话说出去,谁能相信?这个事情,轮到谁的头上,谁能接受?
有关部门也许有疏忽,但是事情的关键还是长天自己的态度:几十年来他根本没有把这个事当事。我跟他说:这事你要向领导反映啊!他淡然地说:算了,没关系的。
在他的内心,这个真的从来都不是一件事。
在他病重的时候,医院曾经提出要从香港进口一个药,自费,不能报销,当时传说要一百万元。他的夫人急忙给我打电话:我们家存款总共也没有一百万啊……幸亏后来没用。长天走后,家里人清点财产,告诉我,九十万元不到。
今天上海的市民中,家里有几十万存款的不在少数吧。长天的生活,也就是上海一般小康市民水平。
(《解放日报》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