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燕京大学

    提要：

    ●燕京大学（校址位于现在的北京大学）在其三十年的历史中，以其学术奠定了与清华北大比肩的地位，同时又因其独特的“教会大学”身份，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口。

    ●本文试图展现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燕京大学如何通过自己的身份优势，使得燕园在炮火纷飞中保持了弦歌不辍的岁月。

    孤岛绿洲

    1937年的“七七事变”发生之时，燕京大学正处于日本军队的包围之中。西面一英里是日本的大本营，士兵们不时地从燕京大学周围的路上走过，东面半英里是日本人控制的京张铁路。在侵略开始之后的几天里，有两千多人涌入校园，寻找安全的避难所。而在当时，国立大学和其他官办学校已被关闭。由于燕京大学具有美国和英国背景，尽管燕京大学的师生都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的多次抗议示威，也尽管日本人把燕京大学视为他们前进中最重要的障碍之一，但是并没有准备要接收燕京大学。

    不过日军的侵略行为还是在燕园里引起了慌乱。那时正逢司徒雷登不在学校，群龙无首。

    不过，司徒雷登很快回到了学校，他迅速在燕园里升起了星条旗，并以校长的名义向驻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当局致函，宣告燕京大学是美国财产，并坚决反对日军进入校园搜捕爱国进步学生。燕京大学不会逃离包围着它的危险，它要在北平继续办下去。

    校园里的战场

    尽管从表面上看，日本人对于这所“美国学校”好像是在和平共处，实际上，却无时不在打燕大的算盘。据那时期的燕大学生文彬如回忆：

    1938年一个下午，我骑着车子沿本校墙向老虎洞走去。瞥见两个穿西装的人，一个面向校墙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身后人持机拍照。在沦陷区，光天化日之下爱国人士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日本人玩的鬼把戏……我觉得事态重大，便从南门回到系里，向主任作了汇报，主任立即转报司徒先生。次日日本人便持照片向学校索人。司徒立即予以揭露。日本人反复纠缠了几天，而且逐步升级。最后日方只好承认他们自己的人也有栽赃邀功者，乃表示要见见发现者，以致谢意，为司徒拒绝。

    而对于留在燕园里的中国教师来说，他们的尊严随时可能受到侮辱，每一次进城都会受到搜查。蔡一谔在结束美国的深造回国时，尽管司徒雷登和萧正谊到车站去迎接，但依然没能阻止一名日本特务对蔡进行毒打，并且威胁要逮捕他。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燕大师生甚至还曾经和日本人有过一次短兵相接。1940年2月，燕京大学研究生、物理系助教冯树功骑自行车在外回校时，被一辆日本军车轧死。消息传到学校后，群情激愤，纷纷提出要日本军方严惩肇事凶手。燕京大学当即向占领军提出抗议。随后，研究生同学会干事蓝铁年在院长陆志韦的同意之下，写了一份哀启，号召全校师生参加追悼会。追悼会由陆志韦主持，司徒雷登也参加了。据当年的学生回忆，日本军官也在场，陆先生面向那日本军官冷颜正气地说：“我觉得当今世界上弥漫着一股貌似强大的势力，正在控制着你们，压迫着我们，正是这股势力夺走了我们年轻轻的冯先生的生命……”但那日本军官搪塞两句后，留下100元钱扬长而去。这时，人群中充满的饮泣声，突然爆发出一片大声的哭泣！

    一年之后，“珍珠港事件”爆发。

    燕园被封

    然而，在1941年的“一二·八”，燕大却不得不面临严峻的历史时刻：这天清晨，一队日本骑兵迎着北平初冬的朝阳，从西苑疾驰东去，飞奔燕京大学。转眼，校园被严密封锁起来。九点，宪兵队长荒木把学生集合到礼堂，严厉宣布：“日本现在正式接管燕京大学，学生听从处理，不准有任何反抗。”日本人要求“学生必须离开校园；除了列入逮捕名单的人外，中国教职员在找到其他工作前可以留在校园内；西方人则必须全部集中在燕南园”。此时，距离燕大得知“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不过仅仅一小时。

    在事发的当天，司徒雷登不在学校。他应天津校友会邀请，在前一天到了天津去度周末。12月9日正当他准备返回学校时，两个日本宪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处逮捕了他，然后押送回北京，从此司徒雷登开始了他近四年的囚徒生活。在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司徒雷登写到了这段经历。

    日本人在关闭燕大之后，曾经想把它作为一所不受西方影响的傀儡学校，因此曾经问中国教师在什么条件下愿意继续燕大的工作。此时，已经退休的校长吴雷川站了出来，带领其他的教师坚定地表示，只有允许西方教师留任，并且给予学校完全的教学自由时，他们才会恢复燕大的教学。日本人没有接受这样的条件，北平燕大于是被彻底的关闭了。

    成都燕大

    正如艾德敷在《燕京大学》一书中写到的那样：“对于中国后方的燕京校友来说，‘珍珠港事件’是号召他们行动的号角。”北平燕大被日本摧残、解散的消息，传到战时首都重庆，燕大校友群情激愤，校友们一致决议，立刻在后方复校。

    经历一番筹备，成都燕大以月租两千元租用位于成都陕西街华美女中和毗连启华小学作为校舍，并推举梅贻宝为代理校长及代理教务长，1942年10月1日，成都燕大正式开学。当时，从北平先后到达成都的教职员，总计约三十人，这就是成都燕大的班底。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燕大的第一课，艾德敷在《燕京大学》一书中深情地写道：什么课呢？“一个世界”。教师是谁？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威尔基先生当时正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个人代表在中国旅行。威尔基先生为成都所有大学的讲演预定在上午八时开始，地点是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坝校园内的运动场。在寒冷的秋日清晨，成都燕京大学第一次在它飘扬的旗帜下列队集合。当二百五十多人的小队伍向华西坝进行时，进行者的精神明显地十分高昂，尽管他们的服装明显地不是十分整齐。当队伍进行到会场时，已经聚集在那里的其他学校师生发出长时间响亮的掌声，表示热烈和真诚的欢迎。这样，燕京学生从一开始就留下一个印象，也获得了一个印象。或许他们中不会有很多人至今还记得威尔基那天早上所讲的内容，但很少有人会忘记这一场面，尤其是那些来自日本占领区的人们。对一个战时流亡大学来说，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它的教学活动的确非常恰当。代理校长梅贻宝在这一场合应邀担任威尔基先生的翻译，更增加了人们对新复校的燕京大学的认识程度。

    那一天是1942年10月2日，星期五，从那一天开始，成都燕京大学开始了工作，一共持续了四个学年。

    北上复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成都燕大也开始准备着手复员北上。但因为当时交通拥挤，再加上北平校舍多有摧毁失修，因此1945年这一学年，北平、成都两处燕大同时办学。

    成都燕大的师生在最后一个学年一面维持学业，一面准备长途旅行。当时成都到北平分为南北两路，虽然走北路沿途大部分路程要坐大运货卡车，沿途之辛苦甚于南路，但是旅费比较节省。成都燕大师生绝大部分都走的是北路。随着最后一批师生员工到达北平燕园，成都燕大完成了它的历更使命。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在北平，被日寇关押在北平城内的原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也重获了自由。

    8月17日，他召集原燕京大学在北平的教职员陆志韦、洪业、林嘉通、蔡一谔、侯仁之等五人在北平东交民巷三官庙开会，研究了有关接收校园、清查校产、召集旧部、筹备复校等事情，决定成立复校工作委员会，由陆志韦等人主持复校工作。8月21日，燕京大学复校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由陆志韦和洪业带头开展工作。

    10月10日，燕大复校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隆重举行。燕大师生们本来以为燕大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没想到不久内战开始了。内战结束之后，这所曾经辉煌的学校的命运，更是他们所想不到的。

    （《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7期 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