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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用咖啡”中国版
老板高文麒看着他的小黑板有些发愁。
这块小黑板位于他在西安糜家桥小区的快餐店前台旁，上面写着：“待用快餐累计认购265份，取用63份，待用202份。”
“待用快餐”，是指去餐厅吃饭的顾客提前买下一两份快餐，寄存在店里，供其他有需要的人使用。这项由普通人自发形成的微小善意活动，最早可追溯到二战时欧洲的“待用咖啡”。
2013年4月，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在微博上转发了“待用咖啡”的情况介绍，并号召在中国发起“待餐盒饭”。两个小时后，高文麒成为微博上的第一个响应者。
如此快速地响应，因为高文麒对此并不陌生。高文麒今年50岁，出生在台湾。还是八九岁的孩子时，他常和母亲去家附近的馄饨店吃饭。有一次，一个乞丐经过，向老板娘要一碗馄饨，看到老板娘不太乐意，母亲出钱买了一碗，并对老板娘说，“以后如果有‘不方便的人’，你就给他一碗吧，记在我账上，每个星期我来跟你结账。”
之后，高文麒有时替母亲去结账，一碗馄饨10元台币，老板娘只按7折(成本价)收钱。
待用快餐在中国内地行得通吗？高文麒并没有把握。然而他克制不住想要试一试的欲望。
“我就是来看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卤肉饭套餐的正常售价是16元，但是，“不能把商家的利润也计算在内”，高文麒简单计算过成本，认购价被定为10元。2013年4月13日中午，高文麒在店门口挂出了小黑板，写上：“本店提供免费待用快餐，请入内取餐”。
很快就有了认购者，但前几位多是媒体记者。记者们关心的问题与高文麒不同：谁来监督？
高文麒心里有些受挫：为什么一开始就推定，店家只有在监督下才会把这事儿做好？
第一位取用者第二天才出现。一位老大爷10点多来到店里，老人说是看了报纸后特意赶来的。“我就是来看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取用了一份后，老人离开时要求认购两份。高文麒本想婉拒，但老人说，“还有比我更需要帮助的人。”
待用快餐开始的前几天，高文麒的小店充满了这类看了报道来试试的。他们通常取用一份免费餐，之后再认购两三份。
然而，“待用快餐”出名，也带来了高文麒未曾预料到的后果。
各地的朋友都打来电话，“给个银行账号，我要认购！”一些大型餐饮企业要求认购1000份至5000份不等。
高文麒有些不理解，这只是一份小小的“举手之劳”式的义举，为什么搞得像是个形象工程？
两三天后，他的思路渐渐清晰。这位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餐厅老板，总结出了自己的八字精神：邻里、尊重、信任、关怀。他只接受来店里用餐的顾客认购，目的是照顾附近需要帮助的人群。他还作了认购的上限规定：每人3份。
这个规则很难被遵守，有人特意远道而来，丢下100元、300元就走。高文麒起初非常意外，后来他想到了一个解释：当下公益界让人失去信心，慈悲之心没有出口，于是，他这里成了一个发泄口。
“这么简单的事，哪里需要什么组织”
待用余数渐渐上升到了200余个，但取用者却寥寥无几。
他还记得，一位老人来店里取用待用快餐时，坚持要向高文麒出示低保证和残疾证：“我就是要证明我没骗你！”高文麒心酸得无言以对，“他不相信我真的相信他。”他发现，不论自己如何表达尊重，取用者会不可避免地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时间一久，高文麒发现，取用者少，或许和快餐店所在的小区比较高端有关。于是一位志愿者朋友提供了个点子：帮助那些到省城西安来看病的病人和家属。他们打印了宣传单，去餐厅附近的医院宣传。院方认为是好事，但都说不好做。一家医院甚至要求高文麒签订责任状，保证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眼看着官方途径行不通，志愿者们便在医院门前对病人和家属口头讲解。有人一脸迷茫听不懂，有人摇头不相信，“白吃一顿饭？别是骗我们买药的。”
他最为不适应的是，这项以个人为参与主体的微小慈善，正渐渐变成一种组织行为。很快就推出了待用快餐的标识：一个红色心型图案为主的LOGO，要求参与商家悬挂。
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和独立思考者，高文麒本能地抗拒任何组织的身份标识。他将参与的餐厅比做蜡烛，“一家做得不好，别的蜡烛还亮着；但如果统一起来，就成了一条电线上的灯泡，到时候，人家不会说某家店是骗人的，人家会说这个公益活动是骗人的”。
也有一些商家在微博上和他联络，询问加入应和哪里联系。他非常奇怪：这么简单的事，想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哪里需要什么组织呢？
2013年6月19日中午，一位男孩在餐厅门口碰见了高文麒。男孩说自己来自附近农村，想在这里找一份工作。高文麒回答，“我没有工作给你，但我可以给你一份午餐。”
男孩将信将疑地领取了午餐，坐在桌边安静地吃完，小声道过谢后，离开了。
高文麒回头望了望男孩的背影，又继续张罗店里的活计。他说，他相信，待用快餐应该是一件平民的、沉默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7.8 陈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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