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生留苏往事

    1954年10月的一天，1000余名中国留苏生登上了火车。24岁的全山石就在其中一节车厢中。他的目的地是世界著名的四大美术学院之一:位于列宁格勒的列宾美术学院。

    “250位农民的全年收成”

    1951年，全山石是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绘画系一年级的学生。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潮中，原校长林风眠因为“画的东西老百姓看不懂”而被免职。

    苏联文化成为国人追捧的时尚。公交车上张贴着学习苏联的宣传品，大街上的高音喇叭放着《喀秋莎》，年轻人争相朗诵高尔基的《海燕》。

    从这年起，中国每年都选派一至两千名留学生赴苏学习。留学的所有费用由国家全包，所需衣物由国家一次性供给，从中山装、皮衣到内衣、袜子，一应俱全，多为藏蓝色，只有一套淡粉色的西服，供毕业答辩和外事等场合穿着。

    全山石和同伴们每月领到的补助是500卢布。当时卢布对美元的比值约为1：1.1，因此，他们的生活费相当富足。每人每年的费用，用教育部长杨秀峰的话说，相当于“其时250位中国农民全年耕种的收获”。

    从不友好到融洽

    到列宾美术学院后，师兄李天祥等人带他们熟悉地形，帮他们安排宿舍。

    然而一年之前，社会主义“老大哥”们欢迎首批中国艺术留学生的方式并不算太友好。

    第一天到莫斯科，李天祥就丢了一个旅行箱。在“社会主义天堂”竟然会丢东西，这让他非常想不通。

    到苏联之初，常有苏联同学问他：“中国有橘子吗？有香蕉吗？”在他们的观念里，中国只有两样东西：沙漠和大米。李天祥用生疏的俄语告诉苏联同学，中国不但有橘子、香蕉，还有苏联没有的荔枝。新年晚会上，他与陈尊三表演了中国的近景魔术，苏联同学惊叹不已。从那以后，中苏同学之间的关系渐渐融洽。

    在宿舍里开展“整风运动”

    尽管身在苏联，留苏学生们却时刻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

    当时，留苏生与中国美协、中央美院等机构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把学习的情况、学院的教学方案向他们汇报。1957年，时任中央美院院长江丰筹建美术史系，留苏生把列宾美术学院相关材料寄回国内供他参考。但很快，江丰被划为“右派”，建系计划被推迟。消息传到苏联，留学生中最年长的罗工柳发表了一些反对意见，结果在中共留学生支部里遭到了批判。

    1958年，列宾美术学院的留学生还在宿舍里搞了一场小型的“整风运动”，互相作检查，人人自危。

    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双方展开论战，苏联同学和中国同学在课上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互相指责对方是“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因为一心报效祖国，也因为意识到中苏关系不乐观，留苏美术生在毕业后都选择回国工作。

    停滞和复苏

    1960年，全山石毕业回国，在浙江美术学院（原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任教。其他留苏学生大都进入中央美院。

    时逢三年困难时期，他抵达北京留苏预备部的第一餐，就是吃忆苦饭“洗脑子”。野菜、米糠混在一起，令人难以下咽。

    “文革”开始后，全山石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小子、赫鲁晓夫的孙子、修正主义的苗子”，被派到厨房烧水。其他苏联留学生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收藏的画册和自己的画作多被焚毁，创作停滞。直到文革结束后，留苏画家们才陆续回到工作岗位上，成为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中流砥柱。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4期 郭凌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