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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从不张扬。如果换成有的人,能参与其中任何一项事情都可以‘吹嘘’一辈子了。”著名画家黄永玉提起自己的老朋友周令钊更多的是佩服。
周令钊到底搞了多少“重大的事情”?有多“重大”?
您可能对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戴八角帽的主席画像没有什么印象,没关系,您至少熟悉国徽、共青团旗、少先队星星火炬吧?至少使用过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吧?
画了多少,只有相见才会记起
记者来到北京五环外一个普通又僻静的住宅小区,周令钊的家就坐落在其中一栋居民楼中。
坐在高背椅上的周老话语不多,慈祥安静。打开《周令钊作品集》,看着一页页熟悉的艺术设计、绘画作品,记者感叹的同时,一旁的周老默默地笑了。
“业内很多人都不知道父亲为国家到底做了多少事情,包括我自己”。这些年,周容为父亲的画册、画展做了许多幕后工作,整理资料的过程让周容一次次重新认知父亲。
自己到底创作设计过多少艺术作品,周令钊更没有概念。当不经意间与自己的作品相遇时,那份亲切总会让他很开心。
“喏,那个标识是我做的。”一次在长沙街头,周令钊指着临街一家茶叶店店面及茶品上大大小小的“中茶”标识告诉身边的女儿。“我当时一惊”,作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师,周容曾多次以这个标识作为典型案例在“图形设计”课上讲给学生,但她却不知道这通俗易懂构思巧妙的标识就出自父亲之手。
开国大典前夜还在赶制毛主席画像
1949年开国大典前,当中央布置会场的同志将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的任务带到中央美术学院时,这个最佳人选就落在了实用美术系年轻教员周令钊身上。接到任务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时间了。周令钊不敢怠慢,带着新婚妻子——他在央美的第一届学生陈若菊,登上了搭建在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大型画架。经过数次修改，等到画作完成,距开国大典仅剩几个小时。
1949年,周令钊结识了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美术编辑娄霜同志,后来娄霜找到周令钊,请他帮忙设计一稿“共青团团旗”方案。“全国各族青年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刚听完娄霜关于团旗理念的介绍,“一颗被一个圆圈环绕的五角星”就出现在周令钊面前的稿纸上。
周令钊的作品生动简洁、线条流畅。“没有基础的素材搜集,是不会创作出大众喜爱的作品的。”为了储备各种艺术创作素材,每年,周令钊都会挤出大量的时间深入到基层、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写生。
于是,无论是在广西、云南还是湖南、江西的山区边寨,人们总能看到身背沉重画具的周令钊走在前面,身材瘦小的妻子挑着行李走在身后。
最怕别人称他“艺术家”
从艺80年,周令钊至今依靠离休金生活,但生活得充实自在。现今火爆的艺术品市场也使不少人找上门来,“父母都不愿意介入。”听了女儿的话,一旁的周老又笑了。2011年10月的《周令钊艺术展》上,他和家人将1940年至2008年自己的77幅画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加上过去捐献的3张共80张)。
记者问周老:“您为国家做了那么多事,每每想起一定很自豪吧?”
“自豪?骄傲?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作品而骄傲,我只是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工作而已。”周老平静地说。
采访中,94岁高龄、身康体健的周令钊最怕听到别人称他为艺术家,“我从来没有成名成家的想法,从来没有。人家说我是画家,我们只认为自己是教员,是老师嘛,家不家的,那都是人家说的,自己从来没有感觉到,也不敢当。”
“他就是那么朴实、厚道、谦和。我们在一起共事,他从没害过人。我以为,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一定是位老实人。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不图名、不图利、不取巧,脚踏实地,辛勤耕耘,一生信奉艺术为人民服务。”画家黄永玉评价道。
（《新华每日电讯》6.28 强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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