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做处女膜鉴定；不断向司法机关或者媒体回忆被性侵的过程和细节；扛着摄像机直接闯进受害人家，详细报道性侵案细节——多数受害人就这样被二次伤害。
近来，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频现媒体报道。短时间内，至少有10起被曝光：其中年龄最小的受害者只有4岁，另一个5岁的女童因此感染上性病。
当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在犯罪嫌疑人身上时，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却被忽略了——那些被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将如何走出阴影并抚平心理创伤。
“在悲剧发生后，人们往往会忘记真正需要帮助的，是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龙迪指出，“如果没有周围人的理解和关怀，那种挥之不去的羞耻感和无助感将长久地陪伴他们。”
目前国内最大的误区
10年前，龙迪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其间在香港社会福利署家庭及儿童服务科实习。她介绍说，在香港一旦接到举报，受过专门训练的警察和社会福利署的社工会立即组成联合调查小组。在安全隐秘而又布置温馨的家居环境里，这些专业人员会对受害儿童进行取证访谈。
相比之下，许多内地的受害者首先是去做处女膜鉴定。5月21日，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黄岗镇一所农村小学，一名53岁的老师被发现性侵多名女生。事发后，这群还不到12岁的女生就在人们的视野中到当地一家中医院的妇科诊室进行检查。一位家长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在里面做检查时，家长哭，孩子也跟着哭”。由于家长不相信检查结果，当地警方又从南阳市请来法医，重新做鉴定。
反复的医学检查也在海南万宁未成年性侵案中上演。由于两次处女膜鉴定结果不同，一位家长甚至向媒体公开展示了一条孩子带血的内裤。
这种以处女膜来判断未成年人是否遭遇性侵犯的做法，在龙迪看来是目前国内很大的误区。龙迪解释，性侵犯除了有身体接触，还有诸如观看黄色录像等非身体接触。有些未成年人是长期遭遇性侵犯，不一定能够短时间内在体内留下证据，“如果以此为依据，会掩盖除了性交之外的其他性侵犯，而且男孩遭遇性侵犯怎么来判断？”
对于那些被性犯罪恶魔选中的孩子来说，这可能是他们所经受的“二次伤害”的开始。在海南万宁“校长开房”事件发生后，这些孩子一共做了3次笔录，反复向有关部门描述事发的细节。一位家长向律师透露：“孩子在家里哭，说不要再打官司了。”
屡屡被“二次伤害”
媒体曝光后所带来的社会舆论，更是给很多当事人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海南万宁事件的受害者家长起初积极接受媒体采访，如今却躲着媒体，陌生电话都不敢接听。他们抱怨，有些电视台没按他们的要求给脸部打马赛克，让他们暴露了身份，邻居和亲友们知道后都在问。扛着摄像机直接闯进家里到处拍的记者也不少。
一家都市报详细地披露了海南万宁性侵犯事件的过程。在报道中，一位受害女生“向记者讲述了她和校长怎么认识以及如何去开房、为何去海口的经过”。“披露这些细节，会激发创伤。对一些内心有性侵犯倾向的人，是一种示范。”龙迪认为。
不少家庭选择逃避，给孩子转学或者举家搬迁，换一种环境继续生活。不过，在龙迪看来，家长如此“兴师动众”地改变生活状态，也有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惹了很大的麻烦”。
龙迪发现，许多性侵案受害者的父母事后通常会很自责和内疚，而这种情绪有时会以愤怒的形式表达出来。极端的情况是，父母会一边责备和打骂孩子，一边自己流泪。
“不少家庭在知道孩子遭遇性侵犯之后，会觉得生活没有希望，担心孩子今后就完了。其实，孩子的创伤是可能修复的。”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龙迪，在家庭的关怀下，性侵犯创伤可以自愈。不过，这需要家庭掌握专业知识。现实是，很多不幸家庭因为缺少这种专业知识而迷茫。
能否借鉴香港经验
孩子能否变化，得益于家庭关系的改善，看父母能否给她带来正确的情绪支持。如果任由孩子心里开裂着伤口，这道伤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一颗地雷。
一直以来，龙迪都期待，中国内地能借鉴香港的经验，建立多部门跨专业合作的性侵犯善后干预模式，来减少受害家庭二次伤害的可能性。
1991年，香港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仅占整个虐待未成年人个案的2.6%，但1998年，这个数字飙升到30.7%。针对日益严重的事态，香港在立法、行政、司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实践。从那时起，香港成立了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在政府的社会福利署设立了儿童保护科及临床心理服务科，对受害儿童提供服务；在警务处内部设有专门的儿童保护科，承办儿童性侵犯等有关案件。
根据龙迪的介绍，在香港，一旦程序启动，与受害人相关的各类人员、政府社工、警员、教师、医务人员，将迅速地组成一个高效运转的团队，协商如何回应受害未成年人及其家人的需要。
噩梦、焦虑、害怕报复、愤怒、害怕男人、学习成绩下降等，这是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犯后的心理创伤反应。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的陈晶琦研究发现，与没有儿童期性虐待经历的学生相比,有过不幸经历的学生，抑郁情绪、敌意、强迫症状和焦虑的量表得分高，甚至有人在调查的近一年里考虑过自杀。
当人们把目光锁定在案件纷争的同时，受害者心理受到创伤的事实反而容易被忽略。连日曝光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受害者的心理评估未被提及。
（《中国青年报》6.5 陈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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