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闱”后，命题者与外界的联络被切断了：打电话有时间限制，全程被录音；上网要申请，过程受监控；实在有重病要去医院，也必须由武警全程陪同。
“与世隔绝”一个多月
2009年4月，接到省教育厅的命题通知时，地理教师王坷（化名）颇为意外。他来自北方，刚到A省一所高校不过两年。
上世纪80年代，像王珂这样的地方高校教师还很少获得高考命题的机会。当时国家考试中心负责全国统一招考，命题组主要从中学教师中选拔，但其中缺陷逐渐显现。
“他们侧重学生的需要，但往往忘了这是高校在选拔学生；另外，中学教师解决不了教材本身的弊端，而命题导向是要改革这些弊端。”有专家分析。
发生在四川的一次失窃则改变了大一统的命题形式。2003年，南部县一位考生因摸底成绩不佳，偷窃高考试卷，案件惊动中共中央最高层。2004年，为避免此类事故再次影响全国，分省命题的省市骤然由2个升至11个。到今年，分省命题的省份已达16个，统一命题的省份则只剩下15个。
这些变动造就了一支庞大的命题者队伍，获选的命题者大多在每年4月中上旬得到通知，于4月底、5月初陆续“入闱”（进入封闭的命题地点）；各省市选拔命题者的方式却有细微差别。
在四川，省教育厅从一个专家库中初选名单，再从库外补充；北京则由市考试院领导直接去一线调用优秀教师；江苏历史科目采取类似“组阁”的形式——先由省考试院定下命题组组长和副组长，再由两人分别寻找合适的高校同行。
对于命题邀请，中学老师大多趋之若鹜，而大学老师的态度各有不同。多位命题者指出，由于命题要“与世隔绝”一个多月，身兼大量科研、行政任务的顶尖教授很多不愿参与。最后的入围者中，有盯着“命题者”光环的，也有看重补贴的。
安保措施严密
最晚5月上旬，命题者全部从同事们的视线中“蒸发”。
时隔4年，王坷笑着回忆起当初“入闱”所看到的一切：三层高墙、角落的探照灯、墙头的高压电网、墙边的哨岗，生活区与工作区被一道人工操作的铁门隔开，每到吃饭时候就徐徐打开。“整个氛围都让你有紧张感。”
进入这个孤立之地后，命题者与外界的联络被切断了：打电话有时间限制，不得谈论任何与工作相关的内容，全程被录音；上网要申请，过程受监控。信号巡逻车一刻不停地在院子里遛弯，实在有重病要去医院，也必须由武警全程陪同。
媒体曾对广东参与安保的武警做过报道，后者称此任务为“一场高强度的战斗”，不仅出动警犬进行安检，连每天运出的垃圾都要接受检查，一旦发现写有公式、题目，检查后即焚毁；战士们制订了严密的盯防计划，组织“散步别动队”跟随老师。
事实上，连纸都不那么好找。不少省市规定，命题工具不出门，领到的每张纸都有编号，取了多少张就要交回多少张。安全教育也成为入闱后的第一课。
“命题的人当然希望自己的题目被选中，否则等出闱了，别人问起，哪道题是你命制的？”曾参与江苏省历史命题的中学老师康舒（化名）表示，命题中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也关系到次年是否能继续保有“命题者”光环。
价值观的碰撞
因观念而起的争论远比人情江湖的争夺激烈、直接，这使得历史命题组成为争夺焦点，初入命题组的王坷就有体会。
“我们在同一条走廊。有天下午，历史那边吵得不可开交，互相都拍了桌子。”王坷坦言，“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突然一点声音都没了。”
王珂忍不住去张望，吃惊地发现：历史命题组办公室空无一人。
消息迅速传来——前一天的过激讨论令一位命题老师气得撂了挑子。根据规定，同一命题组必须同出同入。一旦有人停工，其他人也只能呆在宿舍里“陪坐”。教育部门慌了神，赶忙斡旋；下午，历史命题组办公室“战火重燃”。
“里面并不是外边想象中的一团和气，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题目被采用，每个人也都认为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王珂表示。
发生争论的根本原因是，高考题目的命制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既包括教材、考纲和学生实际情况，也包括命题者的观念。
新旧观念的“攻防战”中，胜负并无定数，出于大学老师们的坚持，学科的新观念也常得以注入考题中。
一位命题者透露，某地命题中，曾有组员以“花篮的花儿香，陕北的好江南”为题，要考生答出，这首民谣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陕北的大生产运动”。考虑到近年来大量著作早已更新了对“大生产运动”的认识，题目最终被“毙”。
2007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骆冬青就曾成功“守”住了他命制的作文题：怀想天空。
“有老师问，天空不就在那儿吗，为什么要怀想？我跟他解释，天空是在了，可你想想你失去的天空呢？”骆冬青除了这番动情的解释外，他还亲自写了两三篇范文，总算说服了组员。
这种挑战甚至延续到阅卷阶段。有阅卷老师担忧，考题太难，可能要“糟糕”。直到看见不少好卷，骆冬青受到的挑战才告终了。他至今坚持认为，高考题目应具一定难度，促使学生思考。
（《南方周末》6.6 叶飙 周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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