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老牌出版社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2012年，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相继迎来成立100年、成立80年的周年纪念，商务印书馆也已走过第115个年头。

    三家老牌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启蒙了中国知识分子，也参与了中国学术重建，成为没有围墙和教师的大学，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中国学人学术生活的一部分。

    “文革”前对文化学术发展的贡献

    1954年，并入人民出版社的三联书店恢复出版，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则从上海迁到北京并完成公私合营。在这一过程中，商务并入高教出版社，丧失独立名牌；中华书局组建成立财政经济出版社。三者基本上被“改头换面”。

    这一年，三联正在酝酿一份规模庞大的《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现已退休的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回忆说：“制订这个规划的指示来自中央，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办法。”规划由三联书店编辑部拟定选题计划，然后约包括人民出版社在内的9家出版社共同实现，计划翻译出版一亿两千万字的世界学术名著。

    这份翻译规划对于当时的出版格局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当时中国翻译出版界的重点在苏俄，内容上有严重偏颇。但由于政治运动频繁，再加上多社联合的出书方式组织困难，译印工作进展较慢。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编辑部进展中的工作全部停顿。

    从1958年开始，三联编辑部的翻译世界学术著作工作全都转给恢复业务后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根据中央指示，外国古典学术著作全部由商务印书馆负责，中国古籍都给中华书局出版。

    1958年，“红色”新闻家陈翰伯从中宣部《学习》杂志调到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兼总编辑。陈翰伯首先从三联书店接下了“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他调动起在学术界的各种关系,“削去冗繁留清瘦”地选了1614种作为商务中长期的出版书目，并在1963年形成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1963-1972）》，有计划、有组织地翻译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外国学术著作。这个规划成为商务此后近40年在学术译著方面的大纲。汇聚了如朱光潜、贺麟、周建人、王亚南等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加入到这一工程中来。

    这批高质量译著的大规模问世后，重新确立了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界的品格，同时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社科学术译著领域的权威地位。

    中华书局同样在1958年因为国家的规划而慢慢形成了现在的模样。“中华书局后来成为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学术著作为主的专业出版机构，受齐燕铭先生的影响很大。”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说。

    1957年12月10日，齐燕铭向当时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建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小组分文学、历史和哲学三个分组，共由19人组成，囊括了当时文史哲方面最权威的专家，其中包括叶圣陶、吴晗、陈寅恪、范文澜、冯友兰等。科学规划委员会很快批准了齐燕铭的报告和小组名单，并在1958年4月把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这一任务交给了中华书局。

    小组成立之后，文史哲三个分组很快制订了一个计划草案。此后，许多大型古籍大规模出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被后人誉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文革”中学人的保护伞

    1957年的“反右”，1966年的“文革”，两场政治运动剥夺了一大批学者和翻译家上讲台和从事研究的权利。这时候，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成了学者、翻译家的保护伞。

    商务印书馆副编审李霞介绍说：“当时主持商务工作的陈翰伯不仅将一些以前留学回来的、名校毕业但有历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人才搜罗进了编辑室，而且还邀请北大等高校和其他机构内的已经被‘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等担任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使他们能够通过翻译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得以‘文’有所用。当时曾有段时期，在‘反资产阶级法权’的压力下，出版社被要求停止稿费制度。但陈翰伯仍然坚持要求编辑在稿费方面尽量按高档给名著译者开付稿酬。”

    “文革”期间，一些译者因参与商务印书馆古典名著的翻译而受到冲击，增加了“罪名”，退回合理的预支稿费。这段时期，商务印书馆基本不能再出学术译著，一些专业老译者如蔡受百、于树生生活窘迫。商务印书馆为了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给他们每人每月预支稿酬50元，待以后能出版他们的译著时再从稿费中扣还。 

    《二十四史》点校是新中国最重要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而在整个政治运动风波中，同样因为这项出版工程的持续，让很多老学者依然能在政治风暴中能安心做一点学术工作。 

    徐俊介绍：“1958年到1963年，这项工作主要由中华书局老编辑承担，这些人员都来自书局内部。到了1963年，眼看做不出来，中华书局向中宣部申请，调各地的老先生到北京，各地老先生就集中到了北京。”

    一直到1966年，所有这些人员都解散去了咸宁干校。“但到了1971年，老先生们又得到指示重新回到北京，他们就陆陆续续从咸宁干校回到王府井大街36号的中华书局。在当时那个政治环境和时代背景下，他们也很愿意离开学习政治任务的环境，集中在这里点古书，很多老先生都在中华书局这里点古书十年十二年，比如启功先生。那个时候的中华书局，保护了一大批这样子的‘牛鬼蛇神’。” 

    “文革”后学术丛书出版掀起读书潮

    在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的历程中，1979年4月创办的《读书》杂志，为其恢复建制后的出版方针和出版活动打下了基础，也为“文革”后的中国思想文化树立了一座里程碑。这份杂志由陈翰伯、范用、陈原、倪子明、史枚、冯亦代等老一代出版家和文化人出版人合力创办，在知识界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力，成为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思想启蒙读物。

    《读书》创刊号开篇文章题为《读书无禁区》，一经面世，激起了无数回响与激烈讨论。《读书无禁区》的作者是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洪林，这篇文章即是出版界与读书界对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高声呼应。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正在进行，《读书》也被批评宣传马列主义不足，甚至有停刊或改刊的说法，编辑承受了莫大压力。

    1982年底，人民出版社决定恢复三联书店编辑部。1983年，三联书店编辑部开始着手出版《文化生活译丛》，这是“文革”后以三联名义出版的第一套丛书。这套丛书虽然选题和内容偏于闲散休闲，实际上却反映了一批老出版人在以出版进行思想突围、打破禁忌的努力。1983年《情爱论》申报选题的时候，正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提法最激烈的时刻，出版界也被要求清查1980年以来的各种翻译作品，《情爱论》冒着种种风险，将有关“性”的描写删节之后，还是成功出版了。

    1986年1月，沈昌文被任命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建制后的第一任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董秀玉担任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三联编辑部时期的《文化生活译丛》已经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其后，三联书店推出了阵容更为强大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包括以专业严肃学术译作定位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以编译介绍为主的《新知文库》，加之以中等知识读物定位的《文化生活译丛》。

    1978年，国家出版局重新确认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和任务，主要仍为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和编印中外文语文词典等工具书。1979年起，陈原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伊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982年是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这一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汉译名著”第一辑50种，以一个高水平学术性出版社的形象“重出江湖”。

    李霞说：“当时人们重新意识到，封闭只能导致僵化和萎缩。这一时期，学界和社会对西方思想学术的兴趣大大提高。”不少读书人都对那个时代的新华书店、各出版社门市部外的买书排队长龙记忆犹新。

    陈原回忆说：“1980年代之初出版这样一套学术丛书，是要冒风险的，阻力非常大。当时有人告状，说我只搞资本主义不搞马列主义。”

    在1983年的“反异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指责商务印书馆在搞“精神污染”，甚至将当时青年的“思想混乱”归罪于读了这些西方译著。

    正当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夜以继日地翻译出版西方文化学术著作的时候，中华书局继续执行着新的古籍整理出版指示。徐俊说：“中华书局实际上就是为古代文史哲各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必需的书。”

    相对于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在1980年代时的风光，中华书局只是扎扎实实地埋在古籍堆里。徐俊说，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的书多属于思想文化类，容易形成潮流和话题，跟社会文化更近一些，而中华书局是在各自的专业上往前走，“很多重要的古籍整理学者，他们的第一本书都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些老先生的书房，半个书房都是中华书局的书。”

    （《东方早报》9.26 石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