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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李大钊的长子、时年31岁的李葆华，策马急奔在通往延安的道路上。作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李葆华当选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赶赴盛会的途中，他和战友遭遇日军伏击，一名代表坠入深沟壮烈牺牲。
“为了开党代会，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无法想象。”多年后满头华发的李葆华回忆说。
周恩来夫妇扮成古董商
六大代表怎样安全地到达莫斯科？这在中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是一个难题。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先后到达上海。中共中央将代表们编成若干小组，或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然后辗转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连，在大连转乘火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北上满洲里，偷越国境赴莫斯科。因为苏联商船较少，多数代表都是走上海—大连—哈尔滨—满洲里的路线。走这条路线危险重重，经常会遇到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踪盘查，应对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险。
周恩来夫妇的经历颇具代表性。邓颖超曾专门撰写《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一文，对此进行了详细回忆。那是1928年5月初，他们夫妇扮成古董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周恩来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上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到哪里去？周恩来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
经过这么一番盘查，日本警察仍没有完全消除怀疑。在周恩来夫妇乘火车到长春途中，仍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踪。邓颖超回忆说：“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他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
两度遇险后，周恩来、邓颖超终于辗转抵达莫斯科。
朱德赋诗“此行当可慰同仇”
七大是在延安召开的。这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公开、最开放的党代会。但是，战争年代，各地代表来延安开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940年4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第一二九师师部山西潞城北村出发，前去洛阳与卫立煌谈判，然后返回延安参加七大。当时的国共关系还很紧张，朱德夫人、也是七大代表的康克清问朱德，被国民党抓住坐牢怎么办？朱德看出康克清的心情，笑着说：“你放心，卫立煌这个人不是顽固派，他一贯主张国共合作抗日，我们处处团结他，争取他，他这次既然来电报欢迎我去，就决不会把我们抓起来。”
5月5日，朱德一行抵达河南济源县，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尽头。第二天朱德就要离开这座曾经浴血奋战近3年的山脉了，不由得心潮起伏。那首著名的七绝《出太行》就是这时写的：“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抵达洛阳后，卫立煌果然对朱德十分友好，谈判气氛也很融洽。5月26日，朱德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干部和民众的热烈欢迎。
刘少奇经历“小长征”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带领华中赴延安干部100多人，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赶赴延安，准备参加七大。
3年前，刘少奇从延安奔赴华中时，凭着同行的徐海东挂有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比较顺利地到达华中。而今，情况要严重得多。日军从1941年春开始，在华北全面推行更加野蛮的“治安强化”运动，在将近3000公里的铁路、公路两旁，掘了二丈宽、一丈二尺深的壕沟，筑碉、筑墙，企图隔绝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国共两党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当局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历时9个月的艰险“小长征”，穿过100余道敌人的封锁线，刘少奇终于在年底到达延安。
“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这是陈毅赴延安途中所作的一首诗。他走了近半年。而从海南岛来的代表，途中竟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还有多名代表在途中牺牲。
由于会期的推延，参加七大的很多代表在延安等待多年。由此可见，战争年代召开一次党代会，是多么不容易。
（《人民政协报》10.26 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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