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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人们将目光投向今年莫言获奖之时，我们不妨关注之前史上获得诺奖的华裔科学家，看看这些科学大师们对于祖国命运的关切和投入，抑或对自己成长中关键因素的回忆。
中国的曙光
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1918年钱玄同写信请鲁迅为《新青年》杂志写稿，鲁迅回答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可是后来鲁迅还是写了著名的《狂人日记》，署名“鲁迅”。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离开清华园内西院18号住宅，来到颐和园，在鱼藻轩投水而死，其遗嘱说：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后来，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长夜。我和西南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境的长夜中。
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验证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的一段话：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父亲总激励 不求好分数
丁肇中（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对父亲的回忆，最早可追溯到我五岁的时候，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日子。那时我们全家都在重庆，每天大部分时间是在防空洞中度过的。我七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参观了重庆的一个工业展览会。展览会上的那些新机器和工具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那时，父亲是重庆大学的教授，母亲是四川师范大学的教授。这一年我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父亲常常向我讲述上个世纪以及本世纪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如法拉第、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希尔伯特和冯卡门的故事。他们的成就以及父亲谈起他们时的神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能正是童年的这些印象，使我立志要成为一个科学家。
1946年至1947年期间，我单独和父亲一起住在青岛。父亲在山东大学当教授，他把我送到由德国修女办的一所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学校去上学。因为在战争年代，我从来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在这所天主教学校中，我的学习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非常值得感激的是，我的父母从来不管束我，而总是激励我的兴趣。他们不像许多中国父母那样强求自己的子女在学校中得到好分数。
我非常留恋我和父亲在山东度过的那一年的生活。父亲常常带我去看京剧和看电影，却从来不强迫我念书。
将周围的仁爱化成动力
崔琦（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我的童年记忆中充满了干旱、洪水和战争。我的那个人口稠密的小村庄的居民时常感受到这些。但是也有我父母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慈爱和他们给予我的欢乐时光。像大多数其他村民一样，我父母不曾有机会学习读写。他们因为不识字而受苦，他们吃亏的经历使他们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使他们的孩子不步他们的后尘。在1951年初，他们抓住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的机会让我离开他们和他们的村庄，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接受教育。
在香港我怀着恐惧和颤抖开始接受六年级水平的正式教育，也有一些自豪和高兴。我记得开始时我因为不懂广东话而遇到的困难，但我更清晰地记得同学们主动帮助，他们给予我友谊，把我带入他们的圈子，带我参加他们的课外活动。
1958年的晚春，我收到一个让我吃惊的好消息，我被美国伊利诺伊州的罗克艾兰的奥古斯塔恩学院录取，而且享受全额奖学金。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想读研究生，学校从来不曾是个问题——芝加哥大学。杨振宁和李政道在1957年得到诺贝尔物理奖，他们都在芝加哥大学上过。
很幸运，罗亚尔·斯塔克，一个固态实验物理学家，刚加入物理系，他在建设他的实验室的过程中让我给他当助手。罗亚尔·斯塔克信任我，让我随意动他实验室的任何东西。我得到从最基础的开始学习的机会。
我建议毛主席办少年班
李政道（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告诉我，为什么对称是重要的？”毛泽东主席问道。
那是1974年5月30日，我特别沮丧地发现，在这文明古国，教育几乎完全停止。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办法能改善这种状况。
那天早上6点钟左右，在北京饭店，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出人意外地响了起来。有人通知我，毛泽东想在一小时内在他中南海里的住所见我。尤其使我惊奇的是，在他见到我时他想了解的第一件事情竟是物理学中的对称性。
我们的谈话从自然现象逐渐转到人类活动。最后，毛泽东接受了我的一个小建议，即：至少对于优异青年学生的教育应该继续坚持并受到重视。由于周恩来的有力支持，这导致了“少年班”的开办，首先在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实施。由于它的成功，以后在中国的其他一些大学也相继开设了。
第二天在机场，我收到毛泽东主席的一件送别礼物：一套J.A.汤姆孙的1922年原版的四卷本《科学大纲》。
我靠玩走出杰出家族阴影
朱棣文（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1943年，我的父亲朱汝瑾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工程学院深造。两年后，我的母亲李静贞也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在我们家族的上一代，我的外祖父及其兄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学成之后都回到了中国。几乎我所有的姑母、姑父们都获得过科学或工程学的博士学位。我的两个兄弟和四个表兄弟、姐妹分别拿到了三张医学博士证书和四张哲学博士证书，还有一个法学学位，而我，仅仅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
尽管我在学校表现得还算不错，但和我的那位在当地高中里始终保持总平均分数最高纪录的哥哥相比，我的成绩肯定算是平庸的。
我没有把精力专注于学校的功课或消遣阅读上面。幼儿园阶段刚结束后的那个夏天，一个小伙伴告诉了我制作塑料飞机模型和军舰模型的乐趣。到了四年级之后，客厅里的地毯上常常堆放着数以百计的金属梁架和微小的螺母及螺栓，中间则放置着我的完成了一半的机器架构。我的母亲很理解支持我，她总是容许我把这些作品长久地放在客厅里，直到它们最终完成。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兴趣扩展到了“玩耍”化学：我和一个朋友实验了我们自制的火箭。还有一个夏天，我们把兴趣转变成实践，去测试邻居家土壤的酸性程度和养分流失。
同样，我也培养了自己在体育运动方面的兴趣。在高中生涯结束的那一年，我向许多大学提出了入学申请，但是，因为我在高中里获得的平均分数A较少，常青藤学院联盟把我拒之于门外，不过，罗切斯特大学接受了我。当我准备进入大学时，我安慰自己，我将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并且即将走出杰出家族阴影的笼罩。
我崇尚活泼自发的学习
高锟（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上学时我八岁。在此之前，我在家里接受塾师教导。我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有幸是由一群欧洲留学生创立的实验学校。我们住在上海的法租界。到1945年日本败退前夕，美机开始向上海展开轰炸。我亲眼看过一架美国战机和日本战机展开空战。
我们在六年级便开始做化学实验，日后成为北京大学电化学教授的周同学和我志趣相投。我们很快在家里设立了实验室，大量阅读科学普及读物，并尝试做一些简单的实验。我将红磷和氯酸钾填塞进湿润的泥土里，成功制造出泥球炸弹。可是，一次我的哥哥给意外溅出的炽热酸性液体烧伤了手，父母才惊觉我在做着种种化学实验。那时，哥哥正在帮我制造硝酸银，一种可以用来制造摄影胶卷的化学剂。我将一支银制的首饰放到煮沸的硝酸中溶解——煮沸的硝酸会产生有毒的气体。父母大惊之下，我肆无忌惮的化学实验就此告一段落。当时我们手上的氰化物，足以毒害全城的人！
远离化学品之后，我和周同学很快便发现了无线电的乐趣。当我们最终由自己组装的收音机的耳筒里收听到电台广播，那感觉奇妙极了。在什么也没有的空气里，竟然可以蕴藏着音乐，这简直就是魔术。
这段往事令我感受甚深，也可能在我心中埋下种子，日后萌发成对电机工程的兴趣。但到了我自己的子女，却与这种自发的学习无缘。
（《北京青年报》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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