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顾问李德是怎样来中国的

    在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中，李德是唯一一位曾与红军一起作战的外国军事顾问。也正是因为他的错误指挥，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走上长征之路。直到今天，关于他是怎样来到中国、来到苏区的一直众说纷纭。如今，随着相关文献资料的解密，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李德送钱到上海

    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19岁时加入德共，后被送往苏联，参加了苏联红军。

    他究竟是怎样来到中国的呢？据他自己说：“1932年春，我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接着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

    事实是如此吗？

    众所周知，为方便对中共进行指导，共产国际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派驻有各种代表和军事顾问组。

    1931年6月1日，牛兰夫妇的被捕切断了共产国际支援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和资金流转通道。为营救牛兰夫妇，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负责人理查德·佐尔格，计划通过调动社会舆论来要求释放牛兰夫妇。为此，他通过情报网接触到主管牛兰夫妇案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双方谈妥以3万（一说2万）美元，换取牛兰在狱中的手迹。

    得知此事后，莫斯科方面选派两人去送钱，一个是赫尔曼·西伯勒尔，另一个就是李德。前者在交付完款项后便回到了莫斯科，而后者却留在了上海。

    那么，李德又是怎样留在上海的呢？他本人的说法已被史实否认。另一种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李德在上海遇见了老熟人阿瑟·尤尔特和博古（但博古否认了此事）。尤尔特当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他曾与李德在德国共过事。当时远东局下的军事顾问组正是用人之际，尤尔特通过组织程序将李德留下，是有可能且办得到的。

    从无权的顾问到“太上皇”

    1933年9月底，李德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身份，从上海起程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去苏区前，李德要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以确认他到苏区的身份和权力。为此，尤尔特和博古向莫斯科发了几封请示电报。1933年春，他们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肯定的答复：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然而李德到瑞金后，很快就从一个听命于中共中央的顾问，变成了让中共中央俯首听命的“太上皇”。

    曾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说过，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说白了，是博古的推崇纵容，使得李德掌控了红军。

    共产国际的背景，军事顾问的头衔，街垒战专家的声望，以及成长经历、实战经验等，极其充分地造就了李德的优越感。他曾不顾军情，随意责令罗荣桓带兵埋地雷、复又起地雷；也曾呵斥刘伯承不如一个称职的参谋人员。遇到战事不利，就拿别人问罪，要撤这个的职，关那个的禁闭，也不细察因由。在瑞金，李德住的是专门为他修建的独立房子，吃的是鸡鸭鱼肉，喝的是奶粉、炼乳，抽的是听装卷烟。这些生活物资当地大都没有，主要靠前线缴获、白区购入，以及专门生产。

    可以说，李德成了“太上皇”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这既是中国革命的不幸，也是李德本人的悲哀。  

    （《党史博览》2012年第5期 曹春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