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周同宇与哥哥周恩来

    1975年5月的一天，周同宇结束了长达7年的监禁，悄然回家，此时，他的亲哥哥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而他却不能亲往探视，因为，他是一个被控参与组织反革命、被哥哥亲笔批示拘捕的人。 

    此前7年的某个子夜，凌晨一两点，一名首都卫戍部队的军官，带着几个军人来到周同宇住在北京机织卫胡同27号的庭院，向周同宇宣读了拘捕令。 

    根据他女儿讲述的往事，作为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姑娘让他饱尝失恋之痛，他可能不会脱离革命的道路。失恋了，他跟上级请假去了外地，原则性很强的哥哥误以为他擅离职守，严厉地批评了他，可能是因为性子倔强受不了哥哥的责备，也可能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周同宇脱离了哥哥终生为之奋斗的组织。

    脱党后也为中国革命做过一点贡献的他，在哥哥入住中南海的日子里，并没有显赫起来。从北京市直机关到国务院直属机关，他始终是个芝麻粒大的小干部，由于身体不太好，被捕时他已经提前退休好几年了。退休后，在中共培训党外人士的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政协委员的周同宇，与同为政协委员的国家主席的某个妻舅，以及两个教授相处甚欢，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

    祸根由此种下，至于被捕入狱的真正原因，我看到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是哥哥连累了他。哥哥的政敌希望借此攻击哥哥，就无限上纲上线，弄出一个反革命聚餐会，把他弄成涉嫌参与反革命组织的坏蛋。还有一种说法是国家主席的妻舅连累了他。国家主席被打倒后，他的妻舅受到株连，被抄家了。审查者从其家中的请柬中，发现了周同宇等人的名字，红卫兵怀疑他们从事特务活动，就将周同宇之外的人全部抓起来。风声鹤唳中，一位老教授自杀了。死人了，问题大了，材料很快上报到中央文革小组，该小组的一名成员，批了一笔，说请总理阅。

    不管哪种说法，最后都将周同宇交给了周恩来。可能是为了避嫌的原因，周恩来还将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提出两个建议，一是交给红卫兵，一是交给首都卫戍部队，控制起来后再由组织查证，并坦言自己倾向于交给首都卫戍部队。当主席请周恩来酌处的时候，他给公安部的两个负责人写了张批条，请他们命令首都卫戍部队，连夜将周同宇拘留审讯。批条上，周恩来还用蝇头小楷注明了弟媳和六个侄儿侄女的姓名，末尾还不忘写上弟弟家的住址。

    依照中国文化传统，这是一则大义灭亲的故事。 

    要说周恩来完全没有保护无辜的弟弟，也与部分文献的记载不合。据说，周恩来向主席报告之前，曾找首都卫戍区的将领商议过，对方建议周恩来，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把他交给军队，用拘捕的形式，把他保护起来，与部长以上的高官关在一起。这就像独木舟拴在大船上，惊涛骇浪中，固然险滩不断，船翻人亡的可能性会小得多。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失去自由的周同宇保住了性命。

    周同宇释放回家，不过半年，哥哥就溘然长逝。举国哀悼中，7年未曾见过兄长的周同宇，却不能出席追悼会，因为他还未彻底平反。他只能自设灵堂，在家祭奠。当时的他，可能并不知道，哥哥在临终前，依然惦记着他，拜托夫人照顾他。 

    （《经济观察报》4.30 章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