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被禁内幕

    沉寂了60多年后，“新中国首部禁片”——电影《武训传》开始正式发行DVD。

    或许，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够从当年的荧幕上留下这样的回忆：一阵风沙吹过，远方隐约出现了一位老年的行者，他肩背布褡，手提锅瓢，缓缓地行走在北方的原野上。

    反复修改的剧本

    武训，清末山东堂邑县（今冠县）人。自幼行乞，用讨来的钱兴办义学，一生办了三所学校。其义举后来被编入《清史稿》，备受推崇。

    在众多宣扬武训精神的名人里，陶行知对后来电影《武训传》的诞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孙瑜的回忆，1944年，正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的他，被厂长引见给了陶行知，并被后者赠与了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交谈中，这位著名教育家希望孙瑜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

    1949年6月，在一次晚宴上，孙瑜见到了周恩来。抓住这个机会，孙瑜问起了他对武训的态度。周恩来略加思索后说道，他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三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显然，他在暗示武训兴学努力的失败。

    此时，影片《武训传》正在由昆仑影业公司拍摄。周恩来的这句话相当于在政治上为这部作品定了调子，作为一名了解电影与政治的关系的导演，孙瑜马上意识到，忍辱负重的武训在“天翻地覆慨而慷”时代的尴尬。

    回到上海后，孙瑜立即与昆仑公司要员们商量修改剧本。最大的修改，便是把“正剧”改为了“悲剧”。原本，影片的结尾处，武训会如愿以偿地听到身边的朗朗读书声。而新的剧本里，武训发现，自己辛勤培育的学子，最大的理想竟是做官，充当新的“剥削阶级”。

    1950年底，该影片全部拍摄完成，并通过审查。1951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新拍摄的影片《武训传》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公映，引发轰动。

    “不足为训的武训”

    就在《武训传》引起轰动之时，阴霾也随之降临。

    根据江青1974年接受维特克采访时的回忆，1951年2月，她与毛泽东一起观看了这部影片，“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

    紧接着，这一年4月份，刊登在《文艺报》上的一篇名为《不足为训的武训》评论，颇具代表性地点出了《武训传》“改良”之处何在。比如，武训左一次、右一次乞求地方士绅办学，在杨进士家门口阶石上虔诚地跪了三天三夜，终于得到了杨进士的帮助。“看，要不是某某老爷来恩典，穷孩子一辈子也识不了字呀！”评论嘲讽道。

    主管文艺的周扬后来曾说：“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1951年5月20日，在沉寂了三个月后，毛泽东终于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中，为《武训传》定了性：“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此文一出，对《武训传》的赞誉就此告终。据统计，仅5月20日至月底的11天里，报上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武训传》的文章即达108篇。那些曾经以“武训”命名的地方纷纷改弦更张。

    迟到的回归

    大规模的口诛笔伐消退之后，继之而来的是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开始自觉地按照新时代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夏衍说：“1950年、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到两部。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  

    武训的评价回归正面，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了。1985年，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承认，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的。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作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指出关于武训恢复名誉问题。从这一时期开始，那个肩背布褡、手提锅瓢的老者，迈着蹒跚的脚步，开始缓缓恢复本来面目。

    （《中国周刊》2012年4月号 周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