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学术机缘

    许多人以为朱维铮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异数”，他的大胆、犀利、敏锐，使人觉得他与正统学术有很大差异。这其实是一个错觉。朱维铮毕生坚守马克思主义，相信唯物史观，只是他所坚守和所信奉的，不是经过修正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他通过特殊机缘获取的。

    朱维铮193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60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后被安排给陈守实教授当助教。此后数年，朱维铮追随陈守实研究中国土地关系史、农民战争史、资本主义萌芽史，这些都是当年最时尚的课题。

    陈守实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入门弟子，熟读中国古典文献，研究范围广泛，而且追踪新思想，自觉接近马克思主义，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之一。

    朱维铮对国内外很多高人不屑一顾，但他毕生仰慕陈守实，自以为从陈守实那里获益良多。陈守实不仅为他打下自先秦至明清古典中国研究的基础，而且指导朱维铮从《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原典入手，慢慢领悟马克思主义精髓，构建一套完整的思维框架，拥有独特的思维方法。这个框架就是唯物史观；这个方法，如果套用中国学术史经验，就是“六经注我”，用自己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去解释历史。

    陈守实给了朱维铮理论和方法，周予同则给了他一个学术范围和大致方向。周予同算是章太炎弟子钱玄同的弟子，1960年代初他受命主持《中国历史文选》编写，朱维铮给周予同“帮工”，负责查找资料、撰写题解、注释初稿。那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检索条件，有时为了一个细小问题，必须一遍又一遍翻检大量图书。至于撰写初稿，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充分消化史料，需要用最简约的语言表达。

    《中国历史文选》选材上下两千年，涉及主题、人物、典籍、典故众多，朱维铮在这一工作中无形扩充了知识范围，提升了表达能力。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学术基本功训练。

    “文革”时，朱维铮进了“罗思鼎”写作组。年轻的他博学善辩，文章写得也好，很快在写作组脱颖而出，成为一个风光无限的小头目。

    朱维铮政治上的悲剧无疑在于自负和盛气凌人，所以他在政治上的风光并没有多久。短暂风光为他赢得了多年“牛棚”生活。不过他好像一直不后悔这段非常经历，因为他觉得当年写作组确实高人云集，获益良多。他后来曾不无调侃表示自己毕业于“文痞训练班”，以为正是这段特殊经历提升了自己的学问段位。

    文革晚期，朱维铮政治处境略有好转。在评法批儒时，他受命辅导工农兵学员注释章太炎的作品。这段经历虽然显得有点荒唐，但对朱维铮后来的学术发展其实非常重要。

    （《中华读书报》3．14 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