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1894~1978)曾强调自己的人生观是“殉道”、“殉情”。吴宓所殉之道,具体一点,应指中国古代文化。1955年11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宓近数年之思想,终信吾中国之文化基本精神,即孔孟之儒教,实为政教之圭臬、万世之良药。……又中国人之道德法律风俗教育,皆情智双融,不畸偏,不过度,而厘然有当于人心。若希腊与印度佛教之过重理智,一方竞事分析,流于繁琐;一方专务诡辩,脱离人事,即马列主义与西洋近世哲学,同犯此病者,在中国固无之。
1974年春,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要求人人表态,吴宓再次“固执”地说:“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吴宓日记续编》)结果再次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受到批斗。
这些都可以说明他至死不悔所殉的道是什么。因此也不难理解1965年6月2日晚,当饱受运动煎熬的吴宓得知“李约瑟之《中国科学史》已出十二册,而英美人方合译二十四史全部”时,感慨地说:“宓颇悔宓将解放时之不远走高飞,则对中国之文化学术或可稍有贡献也。”
(《中华读书报》2011.12.28 周绚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