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为何后悔

    吴宓（1894~1978）曾强调自己的人生观是“殉道”、“殉情”。吴宓所殉之道，具体一点，应指中国古代文化。1955年11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宓近数年之思想，终信吾中国之文化基本精神，即孔孟之儒教，实为政教之圭臬、万世之良药。……又中国人之道德法律风俗教育，皆情智双融，不畸偏，不过度，而厘然有当于人心。若希腊与印度佛教之过重理智，一方竞事分析，流于繁琐；一方专务诡辩，脱离人事，即马列主义与西洋近世哲学，同犯此病者，在中国固无之。

    1974年春，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要求人人表态，吴宓再次“固执”地说：“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吴宓日记续编》）结果再次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受到批斗。

    这些都可以说明他至死不悔所殉的道是什么。因此也不难理解1965年6月2日晚，当饱受运动煎熬的吴宓得知“李约瑟之《中国科学史》已出十二册，而英美人方合译二十四史全部”时，感慨地说：“宓颇悔宓将解放时之不远走高飞，则对中国之文化学术或可稍有贡献也。”

    （《中华读书报》2011．12．28 周绚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