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倾诉

    ●每个人都有诉说的需求，死刑犯更是如此。他们失去人身自由后，面对的是法律的审讯，更有倾诉、表达心声的诉求。

  ●他们通过我们表达对受害者的忏悔、对家人的思念、对自身的救赎。我们也将他们的忏悔、思念和赎罪传达给对应的人。

    临刑时的特殊会见

    “你能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家庭成员组成情况吗？”

    “你是谁啊？”

    “我是记者。”

    “叫什么？”

    “我叫丁瑜。”

    “河南电视台丁瑜？”

    这是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制片人、主持人丁瑜在2008年对河南省三门峡市因杀害自己的母亲而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的同性恋犯人包荣亭做采访时的开场白。

    “你觉得跟我说话别扭吗？”包荣亭问道。

    面对包荣亭，从未接触过同性恋的丁瑜其实感到非常别扭，但为了拉近与采访对象的距离感，让包荣亭更好地敞开心扉，丁瑜违心地说：“不……不别扭啊。”

    “我现在问你，直到现在，直到今天，你后悔杀死你妈妈吗？”

    “我不后悔，她70岁了，她如果是10岁，我杀死她，可能来这儿的第三天，我就被枪毙了，你说呢？”

    “70岁的人就该死吗？”

    在过去的五年中，丁瑜已面对面采访过两百多名死刑犯，她深知，在采访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情绪，即使面对的是罪行滔天、恶贯满盈的罪犯，也不要对他们进行言语上的攻击。但这次，她的声音因为震惊、气愤而不可控制地拔高了。

    电视节目《临刑会见》是全国唯一一档以与死囚犯对话为主题的节目，它诞生于2006年，源自丁瑜在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的一次采编会上的突发奇想。

    因为死刑、死囚话题的敏感性，这档节目刚开始制作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丁瑜及其带领的团队一路坚持下来，至今，一做就是5年。

    当然，面对死刑犯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丁瑜与他们的灵魂对决并不是每次都成功。

    2010年，犯人张广新因为抢劫罪被判处死刑，2011年春天，丁瑜对他进行了采访。

    当言及父母的时候，张广新哭了，说想念父母。但当问及他的成长经历时，他的回答要么是记不清了，要么是答非所问，一个人自言自语。

    节目录制了10分钟后，丁瑜暗示摄制组暂停，编导给张广新递上了一支烟，希望他能平静下心情。但休息之后，无论丁瑜怎么启发，用什么方式与张广新交流，他都不能正常表达内心。

    丁瑜最终决定，放弃这次采访。

    “采访失败的情况很罕见，如果不能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访谈节目就失去了意义。”丁瑜说。

    也许置于生死之间这个严肃、宏大的话题之下，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在法律最严厉的惩罚面前，死刑犯罪不可恕；但在他们被结束生命之前，法律又给了这些死囚犯最后的人文关怀。

    5年面对226个死刑犯

    丁瑜从小并没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际遇，与死囚进行灵魂的沟通与碰撞。她长在公安大院，是土生土长的河南濮阳人。她做过教师梦和军人梦。

    或许从外表来看，丁瑜与她所从事的法律报道的职业很不相称。因为她有着一张娱乐明星“马伊琍”的脸，经常被人认错。

    她真人比电视和照片上更瘦，很难想见一个如此瘦小的女子，能够坦然地面对死刑犯。

    她坦言，这5年《临刑会见》的制作，也是她心态乃至整个人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过程。丁瑜在过去的5年内，如同修女海伦·普雷金(其拯救死刑犯灵魂的故事被拍成电影《死囚漫步》)一样，在她的真诚启发与引导下，226名死刑犯在最后一眼回眸这个世界的同时，放下心中的怨恨和罪孽，坦诚内心世界，虔诚忏悔，获得心里那暂时的、永久的平静。

    丁瑜的团队长期驻扎在河南省高院的刑事审判庭，向各主审法官一一了解和筛选案件。

    把一个死刑犯拉出来采访两个小时，从未有过此先例。为了防止死刑犯再次失去理智，作出过激的行为，采访时，丁瑜的身边有专门人员保护她。

    丁瑜坚持始终和犯人在平等的立场上对话。采访刚开始的时候，她会关心、询问犯人在狱中的情况，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她还坚持用专注的眼神、关注的视角、平和的语气，注重从细节方面对人性追问。

    “面对镜头，有犯人会撒谎，掩饰罪行，因为他们怕法庭掌握其他罪证，对己不利。他们说的话，我们并不是完全采信。还是要通过尽可能全面的采访来还原真相。”丁瑜说。

    而选题来源、人身安全、访谈技巧等问题，跟丁瑜遇到的巨大的心理挑战相比，也许根本算不了什么。

    丁瑜这些年不可逃离地活在自己的节目中，直到现在她才可以无需服用安眠药入睡。刚开始做节目的半年，她睡觉的时候，脑中经常浮现出她采访的死刑犯及一切与案件有关的事。而且时不时会梦见，有人在她的背后，拿把刀朝她砍去。

    她为了与沉重的工作相调和，在生活中，她从来不看严肃紧张的影视剧及电视节目，喜欢看诸如周星驰的喜剧电影系列、听相声、看小品，她希望自己能够身心放松、开怀大笑。

    一次，她和儿子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身后又出现死刑犯来砍杀自己的幻觉，她一把抓住儿子，强迫自己回到现实中，投入到电影中去。

    她非同寻常的工作性质以及过量服用安眠药，使得她患有头痛。她的包里始终备有抑制头痛的药。

    她每次出差采访，都让同事把房间里的每个角落检查一遍，而且要开着灯和电视，有点光线和声音，在累得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才能睡着。“老公在我身边，我睡得会踏实。”丁瑜说。

    列车上的幻觉

    随着节目制作越来越多，丁瑜逐渐地学会将工作与生活分开，不再梦见死刑犯、不再一直去想案件的细节。但直到有一天……

    2010年，在她去福建度假的火车上，难得的放松心情的机会。深夜，同行的“驴友”都睡着了，她拉开窗帘，向外看。

    突然，她这些年所采访过的百号死刑犯的人头一个个浮现在了眼前，各种表情，每个人她都记得，都能叫出名字。她瞬间崩溃了，慌忙拉上窗帘，奔到两节列车的接合处。她照着贴在车厢上的《列车员须知》念了半天，心情才平复下来。其实，她根本不知道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

    之后，她回到卧铺车厢，禁不住潸然泪下。她深切感到，《临刑会见》已经深深扎根在她的生活和生命当中，抹不掉，挥不去。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随时有可能无法预料地重现。

    死刑犯在面临生命的终结时，亲情往往是他们内心最柔软、最脆弱的部分。

    包荣亭在行刑时刻也未能等到哥哥来送别，他只得最后望了望天空，说：“该上西天了。”

    他对丁瑜说：“我忏悔过，可我不原谅自己。我才40岁，这么好的生活，的确想生活下去。可是我搅合得我不能生活了，我也没办法。”

    ……

    丁瑜在犯人临刑前一刻，总是会帮他们再多看这个世界一眼，最后一眼。

    她曾经有一次在犯人临刑前默默地哭了，因为她觉得“多么美好的世界，却在死刑犯临刑的最后一刻定格、停滞了”。

    做了5年的《临刑会见》，丁瑜总共哭过三次。

    还有一次是为死刑犯对无辜的未成年少女实施的残忍的绑架手段而落泪；第三次则是为了生命的回归与复活而落泪，也是丁瑜采访的唯一一个非死刑犯。

    张丽参加“非常6+1”

    2002年，18岁的河南西峡县人张丽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送往河南省女子监狱服刑。

    因为家庭不和谐，张丽从小就缺乏安全感，脾气暴躁。在服刑期间，狱警滕海鸥对张丽进行了有效的心理疏导，并鼓励张丽发掘了自己的文艺天分，帮助她好好改造获得减刑。

    张丽表达了自己想参加“非常6+1”的愿望后，滕海鸥给栏目组写了封推荐信：“我是一名狱警，在此竭力为你们推荐一名即将出狱的服刑人员——张丽。由于改造表现好，她被减刑3年7个月。她心中一直有个梦想：有一天能站在‘非常6+1’的舞台上！她不介意公开自己曾是一名服刑人员的事实，如果你们能给她一次机会，她会从中感受到社会对她的不离不弃，感受到温暖，树立起生活在阳光下的信心。”

    2009年1月，张丽如愿站在了舞台上，她边唱边舞《彩虹的微笑》，在观众的掌声中夺得当期“非常明星”。面对全国观众，张丽哭了，鞠了两次躬、说了三句话：“我对曾经的罪过悔恨、对曾经伤害的人鞠躬致歉、对监狱的培养教育鞠躬致谢。”

    在接受丁瑜采访时张丽坦言，自己已经为自己的过错付出过代价了，她希望所有已经犯罪、正在犯罪或者将要犯罪的人来看她的这期采访。

    丁瑜在采访时感动得落泪了：“在以往节目中，我面对的都是死刑犯，我见证的是他们触犯法律、接受法律制裁、走向绝路、走向死亡的过程；而这次面对的是新生，是回归，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关爱和包容触动了我，张丽那种勇敢、大胆追求新生活的执著感染了我。”

    丁瑜说，她喜欢绿色的事物，这让人心里平静。谁都会对新生充满美好的憧憬和期待。她希望看到更多犯罪人员的回归，社会上犯罪越来越少，死刑犯也越来越少，自己的节目有朝一日真的无题可做。

    她在午夜梦醒后写下：

    面对罪恶，感受法律的神圣和公正；

    见证死亡，领悟生命的价值和珍贵！

    踏实走好人生每一步，

    热爱生活，珍爱生命！

    (《法治周末》2011.12.29 邬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