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我与巴金有过不少接触。那时,巴金正在被批斗,但他爱护青年之心并没有变。他被带到复旦大学接受批斗的当晚,从食堂买好饭走回来,有个男生快步跟上,对他说了几句,巴金低头回答几句即径直回宿舍。我怕是有人要为难他,他却告诉我说:“他说了些敬重我的话,我叫他不要这么说,我是有错的……”巴金一脸真诚,他是怕青年学生因他而挨批。以后,也有青年学生对他说过敬佩他的话,都被他善意化开了。
“文革”中的巴金依然态度谦和,依然得人心。“文革”以前,作协通信员送信到巴金家,巴金都平等对待,这些通信员经常在门卫室议论这事。1966年8月,巴金在作协进入“牛棚”接受“审查”,他按时报到、离开,对待管理人员不卑不亢,造反派小将也很少刁难他。有时他作为陪斗者站在前面,也无人对他动手动脚。
总之,他在作协机关内无民愤。作协安排“牛鬼蛇神”劳动,种花的师傅平时虽很少见到巴金,但对巴金心存敬意,所以在安排巴金劳动方面非常照顾,每遇外面来串连的红卫兵要揪斗巴金时,种花师傅总设法让巴金脱身。
(《文汇报》10.23 彭新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