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6月26日以《一群人 一辈子 一件事》（见《文摘报》今日6版）为题，报道了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团队的事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6月28日，《光明日报》再发《——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团队掠影》一文。
恢复马列主义的本来面目
从1953年来到刚刚成立的编译局,到1993年64岁猝然离世,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林基洲为编译事业奋斗了整整40年。
“他没读过大学,基础不好。我看过他的中文语汇本,密密麻麻地抄着成语俗语。为学俄文,他把陈昌浩主编的《俄汉词典》通读了好几遍。”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原馆长杨威理回忆。
1975年,《列宁全集》第二版编译全面启动,林基洲是发起者与组织者。他亲自制定了时间表,要求用最短的时间、最好的质量，把这个硬仗打下来。
“为什么要这么赶?强度太大了!”连轴转了一段日子,有人忍不住“抗议”。
林基洲坚持着。很多老革命的渴望牵动着他的心:“我们都行将就木了,如果看不到中国出版的新的马列经典,怎么去见马克思呀?”更重要的是,就在此时,一股“马列主义过时了”的思潮渐露苗头。抢时间就是抢阵地,林基洲决心“恢复马列主义的本来面目”,来还击那些“把‘经’念歪了,还要责怪‘经’不好”的人。
闷头拉套的人
“他一点儿杂念也没有,只知道‘闷头拉套’。”老同事杨祝华忆起岑鼎山,唏嘘不已。
编译《列宁全集》第二版时,岑鼎山负责总定稿,60卷中外文版本参照着看了好几遍。为了提神,他每天喝浓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以至于办公室总是烟腾雾绕,“不开窗根本进不去人”。平时活泼的他,一工作就不爱理人,怕接电话,经常在下班后通宵加班。15年熬下来,他得了严重的皮肤病、肝腹水,全集出版不久,便永远地走了。
和他一样“走在《列宁全集》第二版桌子上”的人,还有全集注释总编审张瑞亭。老同事们说起他,异口同声:不讲究吃穿,只讲究工作,15年校改了300万字的注释,白天黑夜连轴转。其间手脚两次骨折,也不休息。
付出堪称全心全力,物质回报却不成正比。
1990年,《列宁全集》第二版全部出齐后,编译团队终于拿到了稿费。此前15年,他们都是在没有一分钱稿费的情况下劳作的。最后一分摊，岑鼎山和张瑞亭虽身为“功臣”,领到的不过五六千元钱。
“如果讲求名利,他们早就‘发家’了。”杨祝华说,岑鼎山等人经常接到外界约稿,翻译一部书,轻轻松松好几万元入账,但他们怕耽误工作,一概回绝。“就是这样的传统,心里只有马列,从没装着自己。”
唱着国际歌憾然离去
周亮勋人生最忙碌的阶段,是从退休开始的。
1985年,《马恩全集》第一版最后一卷刚刚出齐,第二版的编译就提上了日程。原马恩著作编译室主任周亮勋被推举担任第二版主要定稿人。5年后,周亮勋年满60岁。出人意料的是,他谢绝了局里的返聘,执意退休。
“老周,反正一样做事,干嘛放着返聘工资不要呢?”同事们好心相劝。
“坐在办公室杂事太多,不如在家专心些。”他淡淡地说。
只有老伴周家碧知道,这种“专心”专到了什么程度。
从俗事杂务里脱身出来的周亮勋,把自己锁在了书房,校订源源不断送来的稿件和清样,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闭门不出。
日子一久,周家碧发现老伴身体不对劲了:头脑发木,反应变慢,一活动就浑身大汗。
常年伏案,他的痔疮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地步。第三次开刀时,医生郑重警告:“不能再坐着不动了!你开刀已达上限,再复发,不堪设想。”周家碧“勒令”他改正,他却依旧坐在灯下:“让我干!大不了做个安乐死……”
2005年的一天,周亮勋去局里讨论稿子,午餐后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里。手术后,他丧失了记忆,却唯独记得未竟的工作。在重症监护室里,他总是喊“开会,开会”,“稿子,稿子哪里去了?”情况稍好,他就求护工帮自己“逃”出医院,生怕误了文集出版。出不了院,没法做事,老人躺在床上唱起国际歌,直至哽咽失声……2007年4月17日,他带着遗憾溘然长逝,终年77岁。
(《光明日报》6.28 王斯敏)
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本期一版、五版、八版开设“红色特刊”，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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