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伯父李达

    我常常回忆同三伯父相聚的日子，也不时回味着他对我的人生教导。

    李达是党的“一大”代表，是哲学家、教育家，武汉大学校长，也是我的三伯父。

    我八岁时就失去父亲，三伯父在物质生活上给我以父亲般的关爱照顾。1962年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带头将自己的助学金从甲等减为丙等。三伯父知道后，一方面赞许我的积极性，一方面汇钱资助我。

    1961年我回湖南零陵度寒假，在家十几天时间，亲眼目睹农村中出现了“共产风”和“浮夸风”，还有一些农村干部作风腐败，这使我的心情难以平静。

    我提前返校，中途在武昌下车，直奔三伯父珞珈山的寓所，向他汇报我所知道的情况，三伯父听后十分气愤。第二天，在我老家当干部的两位本家堂兄突然出现在三伯父的寓所，他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简直蠢得和猪一样，吃不饱是事实嘛，浮肿也是事实嘛，当干部的要为群众办好事，不要办坏事。”他还讲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各种“左”倾错误造成的不良影响，要求他们回去好好组织乡亲们发展农业生产。为此，三伯父还特地花钱，从华中农学院购买了双季稻、棉花、西瓜等良种，给他们带回去试种。两位堂兄从湖南零陵来武汉的来回路费，也是三伯父出的。

    1964年8月，正在颐和园休养的三伯父约我去京相见。这次，三伯父特别教导我说：“你学的核物理电子学是高端科学，你要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他还谈到：“这几年，身体越来越不好，写字手发颤，已是风烛残年了。毛主席交给我的编书任务，已经好几年了，到现在还没完成……”

    1965年12月5日，我收到伯父最后一封信，他说：“组织上因我年老多病，主张摆脱武大校长之职，专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因此，全家已迁来北京。”然而，因惦记在庐山休养时毛泽东亲自交给的编书任务，他于1966年2月又回武大暂住，指导助手编书。这次回去是一大灾难，三伯父终在随即而来的“文革”中含冤去世。

    三伯父同毛泽东有四十余年的友情。在惨遭迫害时，他还对三伯母石曼华说：“等我病好了，我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向毛主席告状！”他根本不明白这场“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位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领导者之一，像红烛一样燃尽了自己。

    （《文汇报》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