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罗湖桥

    深圳罗湖桥，桥史整百年。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儿是意识形态中国的“鼻孔”。偌大的中国除了北部与苏联接壤的关口外，便只有这座与香港相连的小桥，维系着与外部世界的沟通。

    从某种意义上看，罗湖桥是丈量国家开放程度的一把标尺。

      史载，明朝永乐年间，如今罗湖桥所在的位置上便有了一座石板桥，那时的深圳河还只是一条叫做罗溪的水沟。到了清朝，石板桥变成了木桥。直到1911年成为广九铁路的一部分之前，它都仅仅是这条内流河上一座不知名的小桥，两岸鸡犬相闻，百姓来往耕作，走亲访友。

    止步

    62年前的10月19日，新政权诞生后的第18天，解放军的一支先头部队打到深圳河畔的罗湖桥头，离被港英政府统治的香港仅一桥之隔。

    对岸的港英当局从东南亚频频调兵。时任香港总督的葛量洪事后回忆，他们当时不断向伦敦咨询，尝试预测“共产党军队抵达边界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深圳河北岸，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对率军南下的叶剑英说：“不用动用四野的其他兵团配合，单靠我们两广纵队就足以解放香港。”叶剑英回答：“你也知道这个情况，没有交给我们解放香港的任务啊。”

    据史，毛泽东曾向叶剑英面授机宜，明确提出南下大军必须止步于罗湖桥以北40公里的樟木头一线。

    9个月后，在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下，深圳公安检查站（罗湖边防检查站前身）成立，罗湖桥成为新中国唯一的“南大门”。

    又十几年，“解放香港”的声音再次出现。

    当时，“文革”之火一度波及香港。罗湖桥南岸，香港的左派人士发起了激烈的反英抗暴运动。北岸，红卫兵小将们涌到桥边声援，并在驶往香港的载货火车尾部绑上稻草人，写上“打倒戴麟趾”（时任香港总督）。每天，罗湖桥头的边检战士都要手拉着手组成人墙，面对小将们的冲击。

    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作出批示：“文革”只能到深圳河以北，深圳河以南不可以搞。

    根据《香港通志》副主编刘蜀永教授的研究成果，第一次南下大军“止步罗湖桥”后，香港获得了稳定的发展环境，50年代的工业化热潮得以发生；而在第二次红卫兵“止步罗湖桥”后，港英当局也开始反思当时的治理策略，并开始在医疗、教育、社会福利、住房等各方面进行社会改革，香港进而完成了70年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上的飞跃。

    “正是因为内地当初刻意为香港保留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发展环境，才能有改革开放后香港对内地技术、资本、管理等多方面的反哺局面。”广东省社科院原院长张磊说。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对比中国和俄罗斯改革时，曾感慨道：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不如中国稳妥和成功？关键是他们有一个香港作为参照物。

    过 桥

    某种意义上，罗湖桥是丈量这个国家开放程度的一把标尺。

    抗战中，占据特殊地位的罗湖桥数次因飞机轰炸而遭遇断桥之劫。但即使是在那般的兵荒马乱中，来往深港两地的载客火车仍然畅通无阻。每逢春节，车厢便会挤成沙丁鱼罐头，满是探亲旅客。

    然而在罗湖桥成为新政权的“南大门”后，过桥不再是件随随便便的事情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防止敌特的渗透，直通的客运火车停运，从内地去往香港的人员开始受到严格限制，往往只有公务人员才能获得去港配额。而港人返乡则必须填写“回乡介绍书”，且在过关时所有的行李都要被拆开分检，并逐一登记在册。

    由于通关时要人人过筛，等待时间短则几个小时，长则一天。罗湖桥头逐渐热闹不再，人流最少的时候，一天来往不过50人左右。

    从1957年开始，受困于贫穷与政治迫害，当时的宝安县出现大规模的逃港潮。

    在那段物质匮乏、粮食短缺的时日，如果赶上节日返乡，许多港人会扛着笨重的行李过桥，米上头放面粉，面粉上头放红油，往往还要带上做好的带鱼、鱿鱼、红烧肉。

    桥头送别时，若是穿着的衣服稍好，便会被内地亲友扒掉留下，赤膊返港。有的人连鞋子都要留在家里，光脚过桥。后来这些都被边检站明令禁止，他们便穿着家里的破衣、拖鞋回去，仍是将稍好的行头留给内地家人。

    “文革”中，罗湖桥头各处插满红旗，墙壁上悬挂着毛主席照片和诗词。来往深港两地的旅客、探亲者、过境农民，都要在过桥的时候背诵毛主席语录。有的人大字不识一个，便被要求回家背熟后再来。

    广交会正常运转，但每逢召开，罗湖桥头便会有专职的边检人员负责带着外国人朗读语录。

    对于生活在罗湖桥那头的人来说，通关的障碍还远不止此。飞机头、高跟鞋甚至喇叭裤都会被边检站的工作人员视为“帝国主义”的标志。香港博物馆原总馆长丁新豹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抓住香港客，如果他的裤子比较窄，找一个玻璃瓶丢进去，要是不能掉下来，就可以认定不是好人。”

    红卫兵小将们会赶在火车驶离罗湖边境前，将毛主席画像挂满车厢，在车头贴上“打倒英帝国主义”的大字标语。而香港境内的工人则不得不每天将火车重新洗刷一遍，再于次日返回内地。如此往复，火车“一车两面”。

    桥上也曾发生过另一些值得注意的小事。

    1971年4月10日上午10点左右，金发碧眼的斯廷霍文第一个走上罗湖桥，接着，一支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用了18分钟全部走上罗湖桥。4天后，在人民大会堂，面对美国记者对于中美关系的提问，周恩来说：“现在，门打开了。”加重语气，他又重复了一遍：“现在，门打开了！”

    1978年，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第二年的罗湖桥上，便出现了几位特别的过桥者。

    一个叫刘天的港商坐着2元钱一次的载客自行车过了桥，在一片黄泥地中找到了深圳市的临时办事处。因为没有找到宾馆，当晚刘天睡在了一间办公室的长桌子上。而在白天，他刚刚谈成了建立深圳第一家合资酒店的大生意。

    百事可乐在香港的业务代表李文富给深圳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投资建厂的意愿。当时香港的汽车还不能开过来，李文富把百事可乐的样品放在自行车后架上，骑过罗湖桥来谈判。后来，李文富被称为用单车把世界500强驮过罗湖桥的人。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罗湖口岸出现了一个“走学童”群体。他们清晨身着样式各异的香港校服到香港上学，下午5点再准时返回深圳的家。20年间，这个群体的数量从500多人变成了5000多人。

    去年年底，罗湖桥上有了另一个新鲜的群体。他们同样早早便过桥赴港，通常拎回大大的购物口袋，塞满的是1.1港元一包的天然海盐、30港元一大瓶的家庭装飘柔洗发水，甚至28港元36包装的得宝纸巾。当然，通常还会有一桶大大的有机酱油。人们为这些誓与内地飞涨的物价对抗到底的深圳市民们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赴港打酱油的。

    门 缝

    罗湖桥曾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通道之一。

    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李四光等人均由这里入境。在钱学森离美归国后一年，另一位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郭永怀也踏上了罗湖桥。在美国，他素以不问政治而闻名。

    “连郭永怀这样的人都要回国，可见人心所向。”胡适曾这样评价郭的归国。

    常被边检站的战士们聊起的还有“蛙王”戚烈云过桥的传奇经历。这位泳坛奇才曾7次提出回国申请而被港英当局拒绝。1954年的一个深夜，他乔装打扮成一个穿着花衬衫、肩挎画夹子的画家，趁桥头驻守的港英警察不备，跑过了罗湖桥。后来，他为中国体育带来了第一个游泳世界纪录。

    由于罗湖桥所处的特殊位置，彭德怀、贺龙、聂荣臻、林彪等人曾先后到桥头视察。

    74岁的李梓惠老人是当年边检站的首批战士之一。时至今日，他仍能清晰地记得，留着小胡子的贺龙到哪里都会拄着一个小棍，聂荣臻则衣着朴素，从来不佩戴军章。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在当时仅有几平方米大的罗湖口岸木板房办公室里，专门设置了一部电话机，可以直通当时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办公室。

    在时任宝安县外事办副主任刘杰的记忆里，从1952年开始，罗湖桥便成为中国外交工作中的重镇。仅他参与接待的重要人物，就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啥尔德、印度副总统普拉沙德、英国工党影子内阁首相艾德礼、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等人。

    探 路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罗湖桥曾见证了最早的一次“改革开放”。

    1951年边境封锁后，宝安县还有4000多亩耕地在香港新界。宝安县委向省里申请，特设了7个由木桥搭建的“耕作口”，宝安的农民可以凭耕作证到新界耕作，早出晚归。

    在当地，这7座搭在罗湖桥附近的木桥被老百姓称为“小罗湖桥”。从那时起，深圳河沿岸的赤尾村、罗芳村、沙头角村等几个村子的村民过上了白天在资本主义地盘干活，晚上回来过社会主义生活的日子。

    根据宝安县宣传部原副部长廖红雷的回忆，白天农民们过境时，会偷偷在牛耳朵里塞上几个鸡蛋，到香港卖钱。中午在那边的农民家里看电视，到晚上吃饱香港的面包再回来。

    1961年，宝安县县委书记李福林在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支持下，曾率领全县开展了一场“利用香港，发展宝安”的大开放运动。

    当时县委提出了《关于适当放宽进出口管理意见（草案）》，决定全县与香港开展小额贸易，开放沿边22个公社和一个农场，规定出口甘蔗苗、稻草、草皮、河涌杂鱼等，以换回铁锅、肥料、火柴和煤油等紧缺物资。

    经过反复研究，县委还制定了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即农民一个月通过罗湖桥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元钱的东西，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

    根据宝安县原县委副书记李定的回忆录，尽管1961年正值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但宝安县没有一个人饿死，生产搞得最好的翻身大队，1000多人仅余粮就交了2万斤。一些村庄的生活水平远高于内地。

    随着极左的泛滥，很快广东省委便以“打击投机倒把”为由，叫停了宝安县的举措。其后，宝安县委抽调80人组成了工作队专门搞“四清”，把边境小额贸易、过境耕作探亲、“三个五”政策等，当作“慕洋、向洋、靠洋”来批。

    1980年8月26日，修改了13稿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上获准通过。《纽约时报》以节制的语调对此做出评论：“铁幕拉开，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在鸣响。”

    宝安县的改革随之重启。过境耕作的农民将稻田改成种蔬菜，并建起了20万只的养鸡场。

    很快，罗湖区的罗芳村、渔民村、渔农村等靠小额贸易发展起来的村庄都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村”。

    1984年，薄一波两次到罗芳村视察。罗芳村村支书陈天乐向薄一波汇报说：“我认识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应该是人民的生活大大地改善，过去我们体会不大，现在才是社会主义。”

    这年年底的一个周末，离春节已经近了。正在罗湖区委宣传部办公室里加班的廖红雷接到了市委办公厅的紧急电话，他被告知罗芳村发现反动标语。

    廖红雷慌忙骑着单车穿过黄贝岭、沿着坎坷不平的泥路往罗芳村赶，直奔村支书陈天乐家。

    俩人找遍全村，在一片快要倒塌的旧墙上发现了一个残破标语。果藤和青苔中间，依稀露出“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字样。他们很快把标语铲掉，还不放心，又刷了层石灰。

    5天后，邓小平视察了后来闻名全国的渔民村。过了很久，廖红雷才知道市委本打算安排邓小平多视察一个点，正是罗芳村。

    “如果小平同志来了以种蔬菜致富的罗芳村，也许报纸就不会把深圳写成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了。”廖红雷感叹道。

    回 归

    “老罗湖”李梓惠回忆，那时罗湖检查大队检查员的月薪是6元钱，远低于香港警察的工资待遇。仅仅相隔一片铁丝网的香港警察经常冲他们喊：“你们这群傻瓜，吃又没得吃，穿又没得穿，过来算啦。”

    五六十年代反特任务最重的时候，李梓惠因查获“帝国主义特务间谍”而成为新闻人物的次数就有72次，传说有香港的特务组织悬赏上万美元买他的人头。每天上班前，他都要把当天的党费交到妻子手里，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但罗湖桥毕竟见证着深刻的改变。

    廖红雷说，过去我们穷，给香港人笑做“大陆灿”（1978年香港一部电视剧中，男主角阿灿是偷渡到香港的农村小子），现在香港的亲戚回来喝茶，我们也可以开玩笑地叫他们“港灿”了。

    陈天乐说，过去桥的那边像城市，这边像农村，现在反过来了，香港的边界还有一块禁区要保留农田，而内地的边界则不再种田而改成“种房子”了。

    张磊说，五六十年代要偷渡到香港很简单，看到有灯的地方游过去就行了，现在可不能这样子了，在深圳一跳下水，朝光亮游过去还是回到深圳。

    这些罗湖桥历史的见证者，如今都已是70多岁的老人。而罗湖桥也同样在老去。

    1985年，罗湖桥东侧建起一座全新的双层通道桥，成为新的罗湖人行桥。2002年，这座桥又改成现代化的密封式新桥。

    2003年，由于防洪标准过低，罗湖铁路桥被分段拆除，并当做文物复建于香港新界。新建的铁路桥拓宽了40米，卧伏在深圳河上。

    罗湖桥不再那么特殊，罗湖口岸只是深圳海陆空15个口岸体系中的一个。而相比于不足50米长的罗湖桥，深圳的年轻人们更乐于将长达5500米的深圳湾大桥视为新地标。

    罗湖桥不再是“唯一的一扇窗”，恰恰象征着“中国打开了整扇门”。

    如今，每天从罗湖口岸过境的游客平均有25万人。宽敞干净的通关大厅里，也不再有等候过关的长队，短短15秒钟，刷卡、按指模、核对面部信息，就可以自助通关。

    （《中国青年报》2.23 林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