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体制内”进军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正在指引一代中国年轻人向体制内大量回流。

    我为“国考”狂

    2003年大学毕业后，沈娜连续参加了八次国考。之所以如此，除了运气欠佳外，国考竞争程度逐年攀升也是原因。2011年，国考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比例达到空前的3000：1以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同样受到热捧的还有央企及大型国企工作岗位。20年前，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进入外企或下海淘金；20年后，年轻人开始朝反方向——“体制内”倒流！    

    2010年北京大学毕业生曹亮同时拿到两份offer（邀请），一份来自英国某大学的博士学位入学通知书，一份来自南方电网。父母一边倒地认为他该选择南方电网，理由很充足：这么难进的国企，别人挤破头都挤不进，等你念完书回来，还能找到那么好的工作吗？如果找不到，念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

    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清华一毕业生在拿到中宣部的录取通知书后，断然拒绝了香港大学PHD(博士学位)的全奖offer；人大一毕业生放弃普华永道，进入某中直机关做公务员……

    “体制”汹涌

    2001年赵鑫杰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一声不吭去了某中直机关报到。在当时，这个工作显得平淡无比，起薪不过千元，虽说迟早能以远低于市场价的钱买到一套房子，可那时北京的商品房价格也就四千元左右。这一福利还没太大吸引力。

    当时最优秀的同学都不大愿意去政府机关。1994年至2000年间，全国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员不过4万余人。

    国企的竞争力也不大。1997年，约2／3国企还陷于亏损，同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外企、私企等高收入行业仍是高校毕业生的首选。但国企“脱贫”的速度超出几乎所有人想象。

    2000年，陶亮北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国企开始在高校高调网罗技术精英，“像中国电力、中国核能集团，都一股脑地拥进北大、清华捞人。”其时是国企“三年脱困”的收官年，许多国企走出低谷。

    2004年陶亮北大博士研究生毕业。就在此前一年，国家成立了国资委，其后三年，尽管其所管辖的央企削减了近四成，但“瘦身”后的利润在2006年井喷至一万亿。这是十年前国企全部身家的50倍。“从捉襟见肘到财大气粗，‘国’字开头的企业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陶亮说。

    2008年，吴晓丹失业了，她开始重新加入国考大军。2006年从山东大学毕业时，她不顾家人强烈反对，放弃某大型国企的邀请，加盟一家发展蓬勃的民营企业。一年后，老板卖掉企业，转行投入房地产业，她随后跳槽的另一家民企，因向银行申请贷款失败，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停产。

    显然，民企在这股“国进民退”的浪潮中，已沦为弱势群体。许多民营企业家要么转向房地产等性价比更高的暴利行业；要么等待被大型国企收购；要么去做加工制造等低端产业，这是央企不屑蚕食的领域。

    当年“追求超拔，拒绝庸常”的想法，早已被吴晓丹抛于脑后。她现在只想回到“体制内”去，否则，没有保障，没有编制，没有户籍，“能‘超拔’到哪儿去？”

    时间的推移才能显示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们的“远见”。毕业8年后，赵鑫杰邀请同学们到北京的新家做客，“羡慕、妒忌、恨，一下子全堆在同学们的脸上”。

    赵鑫杰9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位于北京三环内，2009年以不到30万元的价格买下，彼时，其周边商品房价已飙升至2万元／平方米左右。赵鑫杰单位食堂菜品丰盛，荤素搭配有致，中午一顿自助餐仅一元钱。这个价格在他2001年进单位至今从没变过。

    他的收入其实不高，一个月四千元左右，但平时不怎么用得上，他所获得的非货币福利，用他同学的话说，“立马让月入万元但无其他福利的人想找块豆腐撞死”。

    赵鑫杰可以在这个平稳而充满幸福感的中直机关干一辈子，只要他愿意。数据显示，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以来至2003年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体制内”生存

    每年回家过年，赵鑫杰尽可能地低调，不出门，也不串门。他所在的中直机关尽管在权力序列中排名靠后，但是家乡亲友只认定他是“中央下来的干部”，登门托他办事的人一度络绎不绝。

    国家实权部门是李鸿君过去四年始终坚定的国考目标，尽管考中的概率仅为千分之一。“考入一般的政府部门，大多是为了在‘体制内’过安稳生活，但一心想进实权部门的，肯定还有些其他想法，”他停顿了一会，“坦白说，就是求贵。”

    备考期间，李鸿君在家乡开煤矿的老板亲友听闻他的理想后，立即打电话问他“需要多少钱打点，多少都成”。

    李乐目前就职于北方某实权部门，刚进单位时，尽管只是一名普通职员，但求他办事的人接连不断，且态度谦卑。

    这种优越感与女朋友在考虑买房问题上终于消停。李乐眼下月入4000元左右，除了5元一顿的食堂餐，单位自留地低价供应的有机蔬菜，洗衣券及年终多发一个月基本工资外，没有其他福利，房子据说也“希望渺茫”。并且，李乐入职那年，正好赶上“阳光工资”开始严格执行，之前名目繁多的补贴都被取消了。

    这意味着在这座城市，他得不吃不喝工作50年才能买到100平米左右的房子。女友建议跳槽，但李乐坚决不同意。“一是虽然收入不高，但每天总有那么多人来求我办事，一旦出了体制，我就去求别人，我接受不了。二是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同一套工序，我没有其他的技能。”

    放弃留英机会，入职南方电网后，曹亮也陷入了被“机械化”的焦虑当中。作为北大硕士研究生，他的日常工作就是整理材料、文件，年尾赶各种年终总结。  

    （文中名字皆为化名）

    （《南方周末》2.24潘晓凌 范承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