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敝村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一书前言中写道：“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2010年11月，《中国在梁庄》一书出版。《中国在梁庄》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非虚构作品奖。该杂志主编李敬泽评价道：“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

    回到梁庄

    梁鸿在梁庄生活了20年。1993年，她离开河南邓州的这个小村子，到外地求学。博士毕业后，她留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工作“无非是上课写文章”。

    故乡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村里的坑塘、大槐树、青石桥，时常在她的梦中出现。她几乎每周都要和家人通几次电话，听他们说说家里的事、村里的事。

    2008年暑假，她决定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走进乡亲们的生活。

    当年7月3日，她带着3岁的儿子登上返乡的列车。踏上火车那一刻，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不要说怎么做。

    最初的一个月内，她没有理出任何头绪。她在父亲的陪同下，“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里的土地、树木、水塘和河流，随意地寻访村里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晚上回到哥哥家的住处，就记录下来。慢慢地，她有了方向，开始有目的地寻访一些人。

    调查越深入，她发现自己越不了解这个她曾经生活过20年的村庄。“当我以审视的目光来看故乡时，故乡是那么的陌生。”

    这一次，她在梁庄住了近两个月。2009年寒假，她再次深入这个村子。

    萧条村庄

    梁庄距邓州市区将近30公里。在这个总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的村子里，到处是新房，不过大都紧锁着门。有的新房门前甚至摇曳着枯黄的杂草，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坑塘随处可见。一些坑塘的水墨绿近黑，漂着塑料瓶、易拉罐、废纸等垃圾。

    梁鸿小的时候，坑塘里种满了莲藕。一到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冒出来，随风摇曳。莲子成熟后，她和小伙伴们经常偷偷地手拉手，连成一串，蹚到水中采莲子。“咬一口，满嘴清香。”

    芝婶家的新房就在公路边，面朝一个坑塘。3层楼房，共16间。2008年夏天梁鸿带着儿子回村时，那个坑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

    芝婶有一儿一女，儿子两口子在外地干活，女儿在镇上上班。大孙子跟着他的姑姑在镇上读小学。平时，16间房子只有老两口住。

    孙子很小就由芝婶养着。“有时候孙子也想妈妈。可是他们在外不容易，那有啥办法？”

    2008年，梁鸿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很少有壮劳力。

    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这像是一种交换，父母帮着儿子看孩子，儿子给父母养老。“不给人家看孩子，走不动了，谁管我？”有好多老人曾向梁鸿说过类似的话。

    尽管早在1992年，民政部就通过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可问过村里几个老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养老保险是什么。养老还得靠儿女。

    最近几年，村里的“留守儿童”频频出事。五奶奶的大儿子在青岛打工，将11岁的孩子托付给她。可是这个孩子“猴头儿日脑(非常调皮)”，60多岁的老人根本管不住。一天，她在屋里做饭时，孙子跑到河里玩水，淹死了。

    还有一个老人照看4个孙子，一年夏天他们全部在河里淹死了，最后老人服毒自杀。

    “这就是村子的现状。壮劳力出门打工，剩下老人、孩子和新房子。村子里遍地垃圾，一片萧条。”梁鸿总结道。

    种地与打工

    梁鸿曾问过很多人，为什么出去打工？答案几乎一致：挣钱。

    有村干部算过一笔账，梁庄的庄稼一年两季，轮种小麦和玉米。现在一年下来，一亩地也就收入七八百元钱，这还得赶上风调雨顺。另外，每亩地一年还有80多元补贴。而梁庄人均耕地不足8分。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村子里的人纷纷开始外出打工。早先，他们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大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者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他们又分散到广州、深圳一带，干的仍是又脏又累的“低等活”。

    梁鸿知道，梁庄出去的这些乡亲，只是中国两亿多农民工中的沧海一粟。

    柱子的故事，是梁鸿听到的打工者故事中最为悲伤的一个。柱子个子很高，长得很帅气，16岁就出去打工，后来到青岛一家首饰厂干活。10多年后他生病回到老家。他的病很奇怪，经常会吐血，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血一直没止住。最后几个月，很多器官功能衰竭，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刚开始，家里的兄弟姐妹还积极凑钱给他治疗，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他们又为钱生出不少矛盾。没挨到柱子死，大家就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

    梁鸿还了解到，最后厂里也没赔柱子一分钱。

    村子里有几个年轻女人在一个气味非常难闻的工厂打工。梁鸿问她们为什么不离开，听到的回答是，活不好找。全然没有提及到污染对她们身体的影响。

    “外出打工的，留在家里的，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大家都在讲社会转型，难道在社会转型中，他们就是天然的牺牲品？”梁鸿说。

    学校与猪场

    芝婶在厨房忙活着，刚上学的孙子在院子里玩玻璃珠。

    梁鸿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抚着他的头问：“你想不想爸爸妈妈？”

    “不想。”孩子干脆地回答。芝婶看一眼，叹息道：“这孩子可怜，连个伴都没有。现在的孩子都可怜，没爹没妈的。”

    芝婶每天早晨7点钟出发，骑电动车把孙子送到近3公里外的镇上小学读书。下午6点钟又得去接回来。有时路上车多，她害怕有个闪失，就推着孙子走。不到3公里的路，她得走将近1小时。3个月后，她实在坚持不住，就让在镇上上班的女儿照看孙子。

    梁鸿的记忆中，少年时代的求学并不像现在这么辛苦。早晨6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结伴上学去。那时，学校就在村里，老师都“很负责任”。

    “80年代那会儿，哪怕是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会把他叫到学校。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一点都不含糊。”当时的民办教师梁万明说。

    而现在，有的孩子因为爷爷奶奶管不了，逃学打游戏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一些孩子早早便辍学，跟着父母外出打工。

    学校是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建筑，每层有10间房。现在，教室的门已朽烂，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一些房间里堆着破旧的桌椅、床、沙发等，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有的房间还养着猪。

    1984年，这所小学刚完工时，立过一块碑。这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上写着：

    “为了开发智力，振兴中华，梁庄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集资办学，修建校舍，添置设备，改善办学条件，先后投资三万一千元，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对梁庄村为四化培育人才，造福后代的兴学义举，特树碑表彰，永志纪念。”

    没人能准确地记得小学是什么时候关门的。后来，学校就承包给人养猪。

    学校大门口外的标语原是“振兴文化，教书育人”。养猪的来了后，在旁边写了“梁庄猪场”4个字。村里人常解嘲地读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土葬与火葬

    现在，即使是过年，也不是梁鸿儿时的场景了。在古老的传统中，大年初一各家都要做一大锅菜，做好后，按照辈分依次送一碗，让大家品尝。这个传统，随着大家搬迁新居，渐渐消失了。

    村头有棵大槐树。树下曾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要是夏天，吃饭时分，不少人会端着碗，在大槐树下随意找一块石头坐下，讨论村子里发生的新鲜事。当然，他们也会品评各家的饭菜。

    可是现在，通往大槐树的路上，长满杂草。一阵风刮过来，落叶漫天飞舞。

    为节约土地，河南农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要求火葬。而在当地文化中，土葬才是最理想的选择。因此，一些家庭想方设法逃避火化。

    在推行火葬前几年，挖坟烧尸的事曾发生过。后来管得越来越松。前任支书梁清道说，现在大都找关系塞上一两千块钱，偷偷埋掉，“就看你关系硬不硬了”。他还算了一笔账。尸体拉到县城火化，一来一往得300多元，火化费及骨灰盒也得400多元。火化后，农民还是要买棺材埋到地里。之前土葬，村里规划有公墓，火葬开始后，公墓没有了，大家就只能埋在自己的地里，“反而浪费了不少耕地”。

    即使花钱买关系土葬，死者家属也不敢哭，不敢大张旗鼓地祭奠，但“要是火化就没事”。

    梁鸿实在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哭是人类表达感情最原始的方式，现在连哭都不敢了，人该有多压抑？”

    梁庄与中国

    “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但是，无论是从传承意义上的道德和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却处在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梁鸿在书中写道。

    她曾把了解到的各种现象与邓州市一名官员交流过，这名官员“深有同感”。但他随即向梁鸿宣传道，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支持，农村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一些村庄已经进行了整治，一些村民甚至住上了别墅。更进一步，这名官员还专门强调了基层民主。

    不过，农民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他们甚至不关注自己手中的选票。在上一届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中，参与投票的村民只有100多个，不到应到选民的十分之一。

    有不少村民跟梁鸿说，不要说什么选票，村里人想见到村主任一面都很难。梁鸿也是在回去一个月后，才通过镇长帮着邀请，见到了村主任。

    梁鸿甚至有点怀念梁庄的老支书。她在少年时代，经常能碰见总穿中山装和黄胶鞋的老支书，拿着一根旱烟杆在村里转悠。

    在梁庄调查时，她总能听到乡亲们说诸如“那有甚办法呢”之类的话。最近这次回去，又有几个老人向她抱怨，没资格吃低保的人吃上了低保，该吃的反而吃不上。“那有甚办法？”一个老人说。

    当然，这些老人也会对政府给的好处念念不忘。有一次，梁鸿和几个老人聊天，说起农村的医疗合作、免税、补贴等，老人们都很兴奋，连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

    梁鸿在书里评价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那些都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是自然。”

    这就是梁庄的故事，数亿农民中极少一部分人的故事。在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段话：“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

    （《中国青年报》1.5 郭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