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1964年，一本记载中国末代皇帝生活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公开发行，至今印数超过数百万册。然而，这本由出版社编辑代为撰写的“忏悔录”，其实并非溥仪的原稿。
首度公开的自传原貌
实际上，当时溥仪所在监狱中的所有“伪满”战犯都被要求写下名为《我的前半生》的忏悔录。作为前清帝国的君主，溥仪的忏悔录被印刷成册，供17级以上政法干部阅读。因为其灰黄色的封面，后来被称为“灰皮本”。
在“灰皮本”中，溥仪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从出生开始叙述，讲述了登基、退位、与日本人合谋成为“伪满洲国执政”直到最终被关押进战犯管理所的全过程。书中的语言和内容充满着奇异的对抗。一方面，溥仪不自觉地保留了老派且有些雍容的语言习惯；另一面，又自觉向新政权的无产阶级话语靠拢。
这个曾经的君王不停地将自己称为“恶事做尽无可宽宥的人”。“从内容上看，当时的溥仪带着严重的犯人心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学泰说，“他渴望出去，比较随意地采取当时社会上最容易被接受的结论，讨好关押他的部门。”
比较典型的是胡适的例子。溥仪年轻时受他的老师庄士敦的影响，看了胡适的书，把胡适召进宫里，向他提到三四个问题，充满对腐朽的宫廷生活的厌倦。胡适日记中关于这次会谈，提到溥仪曾说道：“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但是在“灰皮书”中他写到胡适的关系，则侧重嘲笑胡适的“遗老”心态。还有和庄士敦的关系，从庄士敦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可以看到他们师生关系很融洽，但是在“灰皮书”中，他把庄士敦写成是帝国主义分子。
随后，中央高层注意到了这本特殊的回忆录，希望能够公开出版并翻译为外文向国外介绍这个被共产党改造的末代皇帝。
被重新改写的“自传”
无论是史实的准确程度、写作结构还是政治标准，这个粗糙的版本都无法满足其作为改造成果介绍的出版要求。它必须被改写。这样的任务落到了群众出版社里一位名叫李文达的编辑身上。
1960年4月，被特赦的溥仪在香山植物园劳动。李文达也在香山饭店开了房间。每天下午，两人见面，由李文达提问，溥仪口述，共同研究修改方案，一直持续一个月。“我发现他认罪悔罪的描述有些过头。而悔从何来，思想怎么发生变化的，看不出来龙去脉。”李文达在他生前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一个月后，李文达递交了修改初稿，但同时希望出版社允许自己到东北实地考察。近两个月的考察之后，他决定彻底推翻原稿“另起炉灶”，以写清溥仪到底如何“从人变龙、再从龙变人的全过程”。这其中有李文达自己的设计，他希望能更多地袒露溥仪内心转变的路径;另一面也有来自相关部门的要求，他们不希望外国读者从书中看到新中国的监狱对溥仪有过大的压力。
平静的写作过程持续了三年多。后来，出版社还邀请了20多位专家学者对初稿进行审读，并最终从原稿中删除了十几万字。内容包括溥仪的离婚、将婉容的私生子扔进锅炉等细节以及对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的描述等等。
这个删节后的版本被称为“定本”，在1964年3月正式公开出版。
“灰皮本”重见天日
从1960年代至今，这部定本《我的前半生》印数超过180万册。2004年，群众出版社的一些老编辑开始提出是否能将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就的“灰皮本”和后来由李文达改写的全本同时出版，以便能让读者看到历史的全貌。
“我们开会研究，最后定下来还是先出全本。”群众出版社副社长刘灿回忆。2007年1月《我的前半生》全本正式发行，在原先定本的基础上恢复了曾被删除了的十几万字。时隔3年，真正由溥仪撰写的“灰皮本”终于2010年岁末公之于世。
在“灰皮本”的结尾，这个曾对数亿中国人有生杀大权的帝王写道，“我现在的心情和决心是：我不能离开太阳，同样，我不能离开共产党。这就是我今后的唯一方向!”
（《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2期 杨时旸）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