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斋：绝境后重生

    1949年之前，战争让经营书画古玩的荣宝斋几近破产；1950年，它成为北京第一个公私合营的企业。

    几度成为幸运儿

    即使是在最打击文化单位和知识分子的“反右”和“文革”期间，北京荣宝斋也一直拥有相对宁静的日子。

    1957年春夏间，全国开始“反右派”斗争，许多书画家如王雪涛、徐燕孙、汪慎生、启功……都被打成“右派”，他们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周遭也是人心惶惶。

    但拥有董寿平等诸多书画家的荣宝斋，却一个“右派”都没有。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荣宝斋接下了为北京的十大建筑美化和布置任务。最著名的就是人民大会堂的大型壁画《江山如此多娇》。

    “文革”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发表了他最著名的关于“破四旧”的讲话。

    北京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摧毁和破坏，荣宝斋再次幸运，其价值连城的资料室、收藏的历代书画、文房四宝都完好无损。

    1974年，横扫中国美术界的“黑画事件”爆发，丰子恺、林风眠、李可染、李苦禅、黄永玉……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受批判。

    荣宝斋是这些画家和他们作品经常出入的地方。它不但没有受到冲击，还能时不时地接济自己的一些老友们。 

    进入绝境 重获新生

    荣宝斋最知名的技艺是木版水印，在决定公私合营后，算是行内人的侯恺被委派为总经理。

    侯恺坦陈，自己走马上任初期，就把刚刚公私合营的“荣宝斋新记”带入绝境。

    荣宝斋的前身是成立于1672年的松竹斋南纸店，乾隆年间，松竹斋到达鼎盛时期，内廷官文用纸、朝廷的考试用纸都专门由松竹斋提供。

    1894年，松竹斋改名为荣宝斋。荣宝斋经营有方，一跃成为琉璃厂最大的南纸店。

    不过，战争毁掉了一切。荣宝斋到了1949年已经负债累累。

    1950年公私合营时，侯恺盘点了荣宝斋的家底：“存货纯属旧存滞销的陈底货，连破痰盂烂板凳都带上，总共折合现币也不到八千元。”

    不仅如此，侯恺对荣宝斋原有的那一套很不感冒，无论是经营的书画古玩，还是店堂的布置，他都觉得别扭，“太不革命”了。

    于是，他动员职工重新布置当时的门市：在柜台的一端摆上列宁的半身石膏像，另一端则放上毛主席像；在迎面的墙壁上，悬挂着马、恩、列、斯、毛和高尔基、鲁迅的头像；原先门市的墙上，他要求全部换上领袖像、连环画和新画册。对于柜台和橱子里摆放的书画、文房四宝等物品，也都换成了廉价的文化用品、小人书、新年画等等。

    令侯恺始料未及的是，小人书到了孩子们手里很快就成为一堆烂纸，其他很多“新”商品也丢失严重。荣宝斋新记不再有任何经营特点和优势，员工的特长和优势也施展不出来，怨声载道，经济上进一步陷入困顿。

    到后来，荣宝斋新记连员工日常伙食都无法保证。

    侯恺开始对自己的经营方针和内容产生了怀疑。

    侯恺当时的搭档是私方派出的代表、副经理王仁山。王仁山从1926年就是荣宝斋的掌柜。在王仁山手下，荣宝斋曾经非常辉煌，拥有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多家分号。

    在和王仁山多次交流后，侯恺决定放弃自己那套经营理念。他意识到，要想让荣宝斋继续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学习荣宝斋过去的经营理念，继承、保留、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木版水印技法，复制富有民族风格的书画，同时经营一些历代书画艺术品。 

    保护者

    “文革”开始后，“军宣队”入住荣宝斋，荣宝斋被迫改名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1971年，“军宣队”干脆宣布撤销荣宝斋。

    很快，周恩来总理在当年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建议将荣宝斋保留下来。

    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很清楚荣宝斋在国际文化交流上的价值。1952年，在亚太和平会议中，荣宝斋被指定为与会的3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及工作人员制作木版水印的礼物。

    荣宝斋准备的礼物，果然受到外国友人的高度评价和热情追捧。

    从此，荣宝斋成为指定的“涉外单位”，前来参观和购物的外宾和海外华人络绎不绝。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出版物也开始出口。

    一些高级官员出于对字画的喜爱，也帮助了荣宝斋保全自己。

    侯恺在任的时候，荣宝斋晚上也必须要开门，因为很多领导人下了班之后，就喜欢跑到荣宝斋来。像邓拓，只要有空，晚上下班，也必然要到荣宝斋“报到”，又是写字，又是赏画，经常一待就到半夜。

    “文革”时，荣宝斋被批不为工农兵服务，一个工人站出来反驳，伟大领袖毛主席用的信封、信纸以及送给外国元首的贺年卡就是荣宝斋印的，为毛主席服务难道不是为工农兵服务？

    “文革”结束后，荣宝斋“到底该为谁服务”的命题彻底消失了。这个经营古玩字画的老店，抛掉了一切包袱。

    （《扬子晚报》2011.1.7 邓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