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自己一生的定位

    陈独秀性格鲜明，被好友称为“终身反对派”；然而他对自己所提倡的事业，却“不容他人反对”。他数次留学日本，尊崇法国文化，却在“五四”后明确提出“拿英美作榜样”的主张，又身与“以俄为师”的实践，一身映射出现代中国学习榜样的转向、思想权势的转移。

    他是中共的创建人和早期领袖，却被中共开除，不久又以中共首领身份被当局拘捕，身陷囹圄。他的北大朋友认为他曾是自由主义者，他的中共同事发现他不懂马列主义。他以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开启自己对童年的回忆，带着“世无朋友实凄凉”的感觉离开了人世。

    这样充满对立、紧张和颠覆的传奇人生，起伏跌宕。陈氏本人的自定位，其实也是充满犹疑的。

    或许是“英雄不夸当年勇”，晚年的陈独秀已不提《新青年》时代的光辉。当记者向他求证，是否如传闻所说“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时，他连忙否认。他承认自己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尤其“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那是不能不参加的。这大致仍如他1918年恢复谈政治时所说，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人人都不能“装聋推哑”。但这样一种非实际的政治，也隐约揭示出参与者自定位的尴尬。

    在抗战的艰苦时期，陈独秀以自己不够成功的经历鼓舞国人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永不向失败屈服，的确是典型的陈独秀精神。

    在“举世附和”作“人头畜鸣”的现状下，必须有哲人出来辨别黑暗与光明。他知道这样做的代价，然而“忤众非所忌”，哪怕“坷坎终其生”。这既是言志，也是实述。陈独秀一生的不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因为他坚持扮演战斗不息的哲人角色，时时都在“忤众”。所以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他也乐于接受，仅指出这是“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的确，为了坚持“探讨真理之总态度”，他“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一切“迷信与成见”，均不放过。他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晚年的陈独秀，已被共产党开除，又不可能认同逮捕他的国民党，还不得不配合政府和两党抗日，处境的确艰难。但他坚持表态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一言以蔽之，“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

    英雄也有落寞寂寥之感。在他弃世的前一年，听说一些后辈友人在屈原祭日饮酒大醉，陈独秀赋诗赠友，起首便言“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实凄凉”。那是中国很不如意的时候，大家心情都未必轻松。而别人还能相聚饮酒，他却僻处乡间陋室，孤身面对老病。已过耳顺之年的陈独秀，终于撇下了“超我”的面具，回向“本我”，在后辈面前实话实说。

    他仍然不曾“屈服”，却也不复倔傲。他坦承无友的凄凉，然而，寂寞之中，透出几分淡定，减去多少挂怀。更关键的是，陈独秀不再以奔走政治自期，而是回归了文章士的行列。这一回归的重要在于，他一生事业的所谓失败，也都随“政治”而去。在“文章”这一领域里，他永远是成功者，也始终不乏追随者。

    这是否即陈独秀最后的自定位，我不敢说。与他有过接触的人中，大都不甚承认他事功方面的作为，却推崇他在思想方面的贡献。最典型的，是昔日政敌吴稚晖在挽联中说他“思想极高明”而“政治大失败”。傅斯年或许是陈氏真正的解人，他不仅确认陈独秀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更看到了其不迁就任何人而“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陈独秀未必如胡适所说是“终身的反对派”，其实“他永远是他自己”！

    （《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罗志田）